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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一种填写格子的游戏,宾果(Bingo)的英文含义是“猜中了”,此游戏因游戏中第一个成功者喊“Bingo”表示取胜而得名。——编者注
——梅蕾迪丝·杜兰(Meredith Duran)
“我理应过得更好——这对女性来说是个多么危险而疯狂的想法。”
苏珊娜尽了最大努力应对关于歧视老年女性的文化理念。尽管她有女权主义背景、承担领导职责、从事社区工作,但还是发现即便是对她而言,对抗老年歧视也非常困难。
我最喜欢的抗拒故事出自韦尔玛·沃利斯(Velma Wallis)的作品《两个老妇人》(Two Old Women)。她在书中讲述了阿拉斯加州阿萨巴斯卡部族的传奇。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整个部族都在挨饿的时候,两个老妇人被丢弃了。因为男性长者觉得他们不能养活干不了活的人。这两个妇人只有衣服、一个煮食物用的容器以及其中一个妇人的孙子偷偷留给她的短柄斧。她们都以为自己活不久了——老人都是这样。但其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妇人说:“咱们干吗不努力活下去呢?也许咱们能行。只要试过,我死也甘心了。”
在世界各地,当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会迅速改变。在泰国,农村青年抛下老人,进城工作。泰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老无所依的情况。日本具有子女与年老父母同住并照顾父母的悠久传统,但由于成年男女都要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生活在拥挤城市的小公寓里,所以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日本青年没有与父母同住的空间,也没有照料他们的时间。如今这在日本已经演变为一种危机。
最后,我们可以与所有年龄的人交谈。我们可以跟办事或者散步时遇到的任何人聊天;我们可以在看到年轻父母做得好的时候夸奖他们;我们可以赞扬餐馆或者杂货店的年轻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做得好,我们可以问:“是谁教你这样做的?”
苏珊娜的母亲在世时,她与母亲居住的辅助生活设施[1]机构的许多住户成了朋友。现在,她每个月开车去两次,带大家玩宾果游戏[2]。这种经历打破了她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她讲起一位时常在宾果游戏中打瞌睡的老年女性。苏珊娜本以为她老糊涂了,现在却知道,当这位女性醒着的时候,说起话来又活泼又幽默。
喝完咖啡,我们重新谈到各种刻板印象与她的想法和感受之间的严重脱节。她说:“我和沃尔特刚看了一部歌曲和舞蹈都特别棒的电影,可是,几百号演员当中,没有一个老年女演员。就好像理想的世界里不该有我们这些人存在似的。”
电视、电影、时装和广告很少反映老年女性的需求和处境。媒体多样性和社会变革研究学会(Media Diversity and Social Change Initiative)与哈门那公司(Humana)在2017年2月联合展开的研究发现,从2014年到2016年,只有不到12%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出现过年长者。此外,这些年长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吉娜·戴维斯媒体性别研究所(Greena Davis Institute on Gender in Media)说,在家庭影片中,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的比例是3∶1。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40岁以上的女性在好莱坞影片中难觅踪迹。
她双手端起咖啡杯,慢慢地啜了一口。然后,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很有意义,她喜欢工作,然而医院要求70岁强制退休。苏珊娜已经习惯了因自己的工作而得到认可,她不知道如果这种认可不复存在,她会是什么感觉。她说:“我那些退了休的朋友得不到多少夸奖。我猜想他们一定是自己认可自己的。”
年轻女性和老年女性合作是促进相互尊重、共情和理解的绝妙方式。当我们共同行动的时候,就可以从无到有地产生影响力。倡导对我们这个人生阶段的女性加深了解,不仅对我们有利,也对未来的世世代代有利。
与年龄相关的隔绝情况存在明显的例外,许多老人有年轻朋友。有些人并不歧视老人。我们经常遇到年轻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忙。我最近去芝加哥的时候,飞机上有年轻人主动提出帮我把手提行李箱放进头顶的行李舱,后来又主动提出帮我取下来。在进城的拥挤列车上,有个少年马上给我让了座。我走一段长长的楼梯前往酒店大堂时,一位年轻女子主动提出帮我把行李箱拎上楼梯。这种对老人的善意和尊重总是让我热泪盈眶。
我最近认识了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同龄美女罗莎。罗莎告诉我,她不想把头发染成棕色,但有人告诫她,为了保住工作,她必须打扮得年轻点儿。许多老年女性感受过“打扮得年轻点儿”的巨大压力,经常会考虑做整形手术。但是,无论我们做与不做,都很要命。
我很赞同:“那部电影里既没有皱纹,也没有蝴蝶臂。”当她挥手道别的时候,我们再次苦笑。
随着我们变老,我们还要经历可能会削弱自信心的角色反转。年轻人有声望,有优势。我们的主管、医生和律师有时比我们年轻几十岁。我们的成年子女也越来越强势,许多情况下,他们不想听取我们的建议和意见。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它通过可能令人困惑和痛苦的方式改变了权力关系。
美国的老年女性患有一种社会病。对我们来说,老年歧视可能是比变老更严峻的挑战。我们的性征遭到挖苦,我们的身体受到嘲笑,我们的声音被压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像圣诞节过去一周后的圣诞红一样没用。在看重年轻、健康和美貌的社会里,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失去这些东西。雪上加霜的是,包括女巫和婆婆在内的老年女性往往被刻画为一心要干坏事的邪恶反派。
还有一种不愉快的经历是,大家用复数人称对我们说话,比如“亲爱的,咱们现在要穿外套吗”或者“咱们早饭吃什么呢”。哈哈。这样用“咱们”是在把成年人当幼儿对待,会让有些人抓狂。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一直穿运动裤和T恤衫。我们可以放弃不想参加的活动。尽管隐形有时对我们有利,但老年歧视绝对不是,尤其是当我们自己怀有这种歧视的时候。
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合适的语言可以用来谈论代际关系。我们对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看法促使我们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世界。老年女性害怕依赖别人,孩子则想要独立。这些概念都没有反映现实。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相互依赖的。
比较年长的妇人同意了,于是两个妇人自力更生,克服了饥饿、严寒和无处栖身的困境,设法徒步到达童年记忆中的一片沼泽。她们在这片沼泽边扎营、捕鱼、打野兔和松鼠。她们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晾晒储存了许多鱼干。几个星期后,挨饿的部族碰巧来到她们的茅屋旁,这两个老妇人分享了她们的储备物资。自那以后,这两个妇人广受阿萨巴斯卡人的尊重,她们的故事被世代传颂。这是个美好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坚毅的女性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老年女性有时在别人心目中是无能的。我75岁的表姐还在做全职工作,她在收银台排队付账的时候,收银员凑过来帮忙,告诉她应该从钱包里掏出哪几张钱。我表姐说,对于这个荒诞场面,她既想哈哈大笑,又想放声大哭,更想告诉收银员,自己还会付款。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
无论女性多大年纪,大家都要求她们看起来年轻苗条。我们年纪越大,达到这种完美标准的难度就越大。与此同时,在这种文化中,我们的许多优势(比如陪护、情绪处理、调解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得不到认可。
如果我们能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视作相互依赖的,大家都在照顾别人的同时又被别人照顾,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互动。年轻人会更珍惜我们给予的一切,老年人会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关怀周期,这个周期的起点是我们最年长的在世的亲戚,终点是最年幼的婴儿。
其次,我们可以为所有年龄的女性大声疾呼,着手打造让女性在整个人生当中过上健康、积极的生活所需的制度和政策。我们可以通过签署联名信、法律诉讼和抗议的方式消除有关老年歧视的政策和行为。我们可以动笔,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利用音乐、艺术和戏剧来改变别人理解我们和对待我们的方式。
文化塑造我们,我们也塑造文化。在看重年轻女性之美的社会里,老年女性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丧失地位。随着身体变老,我们必须找到保持参与感和自主的方式。我们必须既呵护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又教会这种文化关心我们。让我们驶入水流,击桨前行吧!
如果我们不小心,就可能会将负面信息内化,对我们的身体、皱纹和分配给我们的角色感到羞耻。我们可能会很难做到重视自己,甚至会对自身和其他老年女性发表贬损性评论。负面文化脚本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有人说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可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如果有人说我们没有能力过上丰富而愉快的生活,我们可能就会无法为自己打造这样的生活。
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带着观鸟指南和望远镜坐在霍姆斯公园里。一个长着金色鬈发、头戴红色羊毛帽的小姑娘走过来,想看一眼我的书。我给她看了一些鸭子和鹅的图片,指出它们与我们能在湖面上看到的鸟类的相似之处。小姑娘很开心,当我把观鸟指南合上后,她看着我,很诚恳很好奇地问:“老太太是从哪儿来的?”很显然,她以为我们老太太是一个单独的物种!
在《复活的奥菲莉亚》中,我为少女们书写了美国的故事。她们的真实人生比定义她们的文化脚本复杂和有趣得多。老年女性与刚步入广阔社会的青少年不同,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了数十年。我们的头脑完全成熟,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清自己受到的束缚,以打破这些束缚。
不久前,一个20多岁的朋友过来和我一起栽种蝶乳草。我们干活的时候聊得不错,我对这次见面很满意。不过,那是在我进屋照镜子之前。照镜子之后,我看到自己衬衫上有番茄酱,顿时感到很懊恼,想着我的年轻朋友会不会觉得我越来越糊涂了。如果我年轻点儿,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如果我们不做整形手术,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或者伴侣。而如果我们接受整形手术,但效果不佳,那我们会越发感到自己没有魅力。我们可能会受到挖苦。即使手术顺利,大多数女性也会对整形手术讳莫如深。她们不希望因人为改变相貌或试图显得更年轻而被人评头论足。
她承认,尽管她已经69岁,但仍然对老年女性抱有年轻人那样的负面看法。当她在讣告里看到有人在69岁或者70岁去世时,她就会想:“哦,至少他们老了。”但是,她随后会意识到:“不,等等。该死,我就是这个岁数啊。我还不想死呢。”
梅丽德尔·勒·叙厄尔(Meridel Le Sueur)写道:“生存就是抵抗。”我们有极大的自由可以挣脱镣铐,拒绝被大众文化下定义。
许多年长者几乎与年轻人毫无接触,反之亦然。这对个人、家庭和整个文化来说都是很遗憾的。当几辈人之间有互动时,文化往往会繁荣发展。不同年龄群体会相互启发和激励。如果我们互联互通,我们就会重视彼此的天赋。否则,我们会基于我们文化当中无处不在的刻板故事形成自己的偏见。
并非每种文化都是如此。当移民和难民来到我们的国家时,有些人在私立养老院和辅助生活机构找到了工作。他们往往对老人在这里的待遇感到惊讶。这些新来者大多来自老人接受家庭和部族照顾的地方。
2012年,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了脸书群组当中对老年人的负面社会评价。他们发现,在20~29岁的年龄群体当中,有75%的参与者贬低老年人。这项研究详细探讨了他们所谓“憎老症”及其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当然,老年歧视归根结底是对一个人未来自我的偏见。
大众对老年人行为的解释往往与对年轻人行为的解释明显不同。例如,如果一位老年女性出了小型交通事故或者被开了一张超速罚单,原因可能会被归结为她老了。毫无疑问,总有些人开车技术不好,而且这可能是任何人都会遭遇的事故。如果年轻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会认为她太着急了,或者是运气不好,又或者会毫不在意地说一句:“谁都有出错的时候。”
[1] 为残疾人提供辅导或协助、除日常生活活动的协调服务以外的设备和设施。包括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居民活动的监测,以帮助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安全。援助可能包括药物和个人护理服务,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提供管理、监督和帮助。——编者注
老太太想要随时随地提醒大家,变老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的社会从文化上和情感上都在与老人拉开距离。当然,男性和女性都为此而苦恼,但女性可能尤其势单力薄。
许多老年女性说,她们购物、工作、做义工或者健身的时候,年轻人根本注意不到她们。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她排队或者点餐时,年轻人往往会越过她,径直走到柜台前。如果她和丈夫一起购买电器、家具或者汽车,销售人员只对她丈夫说话。她说:“我现在是隐形的。我可以脱光衣服穿过法院大楼,或许都没人注意到我。”
苏珊娜在大学里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与一位名叫沃尔特的艺术家保持了数十年的恋爱关系,但她的身份特性从来不是以魅力或她与一个男性的关系为核心。她有一群好闺密,乐于参加各种活动。她笑着说:“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顺便说一句,隐形并不总是令人不快,它有时可能会让人解脱。没人注意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可以成为周遭形势的敏锐观察者。因为隐形,我们可以不必过多地为外貌或得体行为而操心。我们可以没头脑、古怪、行事随意。如果我们不是在工作,就不必为事业成功而精心打扮。正如丹佛的埃玛所说的那样:“我这些年就没买过裤子。”
这些不公平判断可能与财务有关。如果我们透支或者收支不平衡,恐怕免不了有人对我们的理财能力说三道四。当我们老了,迷路、忘记关煤气和摔跤会有不同的含义。
年轻人不理解老年人,因为他们从未变老过。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作为儿童、青少年、青年和中年人的记忆。我们的亲身经历构成了我们共情和谅解的基础。年轻人对60岁老人的经历没有体会,他们不能充分想象我们感知的现实。
对于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包括:老糊涂、过度唠叨、在性方面走下坡路或者不知餍足。当我告诉朋友们,我在写一本关于老年女性的书时,她们往往会愤怒地回应道:“我不老。”在我们的文化中,“老”就像“胖”或“脏”一样,是个贬义词。当女性说“我不老”的时候,她们的意思是说“我不接受这种文化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女性也许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加激进的群体。”
玛格丽特·米德说,理想社会是容得下所有人类天赋的社会。但我们的文化脚本没有为变老的女性留出太大空间。
我们直奔主题,开始讨论刻板印象。苏珊娜说,她曾在一个行政团队工作过,是那个团体里最年长的女性。她发现自己在隐瞒年龄,并且暗示同事她和他们一样年轻。她说:“我想掌控自己的年龄。如果我透露了实际年龄,就会惹来一大堆麻烦。”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方式获得影响力并且为老年女性赢得尊敬。首先,我们可以教别人了解负面刻板印象和我们的真实人生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不批评自己或其他女性,也不对变老或外貌发表负面评论。我们可以大声宣告“我不喜欢关于婆婆的笑话”或者“你刚才关于老年女性的说法跟我认识的女性根本不是一回事”。
苏珊娜提到,过去的几个月以来,她在大型会议上做展示时感觉不那么自信了。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像从前那样声音洪亮或者表现得充满活力。她戏谑地注视着我说:“我这样想是不是疯了?”我们都笑了,但这不是愉快的笑。
我在苏珊娜工作的医院的自助餐厅与她面谈。她是个高挑而瘦削的女性,身穿姜黄色套装和同色鞋子。我们在同一个社区住了多年,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之前听到有人说她是“最自信的女性”,是“天生的领导者”。苏珊娜有着友善的微笑,做事干脆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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