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关于夏朝的灭亡，《竹书记年》也提供了更多信息。夏商有矛盾，《竹书记年》记载了伊尹到夏朝当间谍的事情：“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关于夏桀的暴政，竹书记年写道：“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鸣条之战后，夏朝灭亡，《尚书》和《史记》都认为夏桀被商汤流放，实际上古代的“放”是驱逐。《竹书记年》记载：“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关于东周部分，《竹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出现过“二王并立”。西周灭亡后，申侯、鲁侯与许文公拥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也在地拥立王子姬余为王，称携王。周王室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帮助周平王攻杀周携王。这段历史，《史记》没有记载，而《竹书记年》记载了。

不过《竹书纪年》也有今本和古本的区别。古本《竹书纪年》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亡佚。后来朱右曾把引用了《竹书纪年》的句子从茫茫书海中一句一句摘出来，写成了《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此基础之上，写成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成为研究古本《竹书纪年》的基础书籍。关于今本《竹书》，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伪书。但是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至少比《尚书》要真实很多。

和传统的史料《史记》和《尚书》相比，《竹书记年》记载的上古历史更加真实，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时间纪年，如古本《竹书记年》为我们提供了夏商周三代的时间积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均有自己的官方史书，《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里的《春秋》，《乘》、《乘》都是史书的名字，其中“春秋”这个名字运用最广泛。可是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这些史书大部分都消亡了，只有鲁国的《春秋》得到了保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破坏。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襄王墓发现了了一本史书，凡十二篇，皆漆书蝌蚪字，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为止。人们将之称之为《竹书记年》或者《汲冢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商朝部分，商汤死后，《史记》记载了太甲和伊尹之间的事情为：“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把一场政治斗争粉饰得十分和平。但是《竹书记年》却把儒家的这种粉饰打得粉碎：“……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竹书记年》记载为伊尹和太甲争斗王位而相互残杀。

《竹书纪年》出现后，于是引发了轰动，晋朝的许多史地学著作都是大规模借助《竹书》的资料才出现，例如马贞的《史记索隐》、十三经里的《左传正义》、郦道元注《水经》、郭璞注《山海经》等等。特别是《水经注》，里面记载的古代地名十分准确，例如清楚地记载了殷墟和夏墟的地点，后来的殷墟和夏墟的发现也证明了《水经注》的精确。

《竹书记年》还能纠正《史记》中的错误之处。在夏后启继位问题上，史记记载为：“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带有明显的儒家支持的禅让制色彩，然而《竹书记年》记载为：“益干启位，启杀之”。简单明了地说出了夏后启和益之间的权力斗争。另外《史记》并没有明确指出夏朝的首都在哪里，而《竹书记年》却记载很明确：“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周朝方面，《史记》记载比较大的错误是“共和”。《史记》记载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竹书记年》则记载为：“共伯和干王位”。也就是真实情况不是召公、周公执政，而是共伯干政，将厉王流放。这里的共和不是共同治理，而是共伯执政的意思。另外，《竹书》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也就是发生了一次日食，成为推算周朝王表积年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除了这些明显的不同，《竹书纪年》在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很多都有和《史记》有出入，根据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多次证明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史记》记载的十分详细，但是《史记》也大规模摘抄于《尚书》《左传》《战国策》，因此其中的错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