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三大观点）

依据我的关于人的二分法，即人=物质+精神，人作为动物，它是由碳水化合物等基本物质构成，故作为表象、现象，就是肉体动物；但人不同于一般肉体动物，而是高级灵长动物，这个高级性就体现在人作为精神动物层面。精神动物是人作为人本质的特征。精神是一个总体的哲学范畴，它包括理智（理智顾名思义，指的是人的理性思维，还包括其它层面，比如灵魂、意识等等，与思维和意识有关的都从属于精神范畴。

一般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到了黑格尔已走到尽头，黑格尔将形而上学理念发展到极致，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19世纪开始西方普遍对形而上学发出质疑，但导致形而上学终结更直接的原因，还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理性的不断完善和普及对传统形而上学所给出的本质问题认识的否定。

从上述罗素与笛卡尔哲学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哲学终极问题的认识非但没有终结，而且不断在推陈出新。罗素“中立一元论”作为哲学本体论研究，如果不属于“传统”和“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如果把“传统形而上学”所谓“终结”，等同于作为哲学原初意义上的本体论研究已经穷尽其可能，作为哲学研究的形式——形而上学传统已经不复存在，则不免荒诞。有观点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其中，《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思想和发展，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历史眼光不亚于作者的哲学见解。该书确立了罗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学道路。

罗素同时也是个文学家，虽然他直到80岁才开始创作小说。1952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x小姐科西嘉历险记》，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 《近郊的撒旦》《显要人物的恶梦》，它们是用寓言形式写成的。罗素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也享誉甚高。

自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滥觞以来，哲学一改形而上学关于世界本源研究的传统，将世界本质由物质—精神或思维—存在二元及其关系，转向一元——所谓新“实在”主体的研究——身、心、物、共相、感觉、灵性、上帝、纯粹经验等。

在这部著作中，罗素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中立一元论思想。罗素认为，通常所谓的“意识”是不存在的，而行为乃多余之物，与经验观察不相容，而且思想的本质并非在于同对象的关联。罗素以信念——欲望的心理学为背景，深入分析了信念、欲望及情感等各类精神现象，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灵概念，回答了通常所谓的意识及主观性实际为何物的问题。罗素指出：心与物同样都是逻辑的构造；心灵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此种程度主要体现在习惯的数量与复杂性上。我们的所有材料，包括物理学的和心理学的，都服从于心理学的因果律，而心理学则更接近于实际。

这一转向无疑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天地，但正如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们所担心的那样，并不能因此取消或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世界本质的本体论问题。取消既然不可能——这不是哲学家能够决定的问题，而是哲学与生俱来的问题，超越固然谈何容易——但哲学研究转向的本身，既说明了传统形而上学无法也不可能超越，又宣示了这一转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恰恰也是哲学的生命力和无穷魅力所在！

人类的“心”（精神实体），何其丰富与博大，又何其复杂与深奥！“心”即大千世界、无量宇宙，具有无限可能性与认识价值，或许我们根本就无从真正能认识和解读清楚“心”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们关于“心”的精神内涵的某些认识和认知，相对于“心”本身而言，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1）人的认识的基本特征，就是有限的、阶段性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不断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古典形而上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最初的、阶段性的、有限的认识阶段和特定认识范畴，终结是必然的。这也是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所决定的。

（1）从新实在论到新中立一元论，是罗素哲学思想的一次最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1921年出版的《心的分析》中。

（2）布朗肖特在《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这将是从今以后伴随着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也就是说或进而说，哲学精神在此时常常是喜悦的，它引导着它的葬礼队伍缓慢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

罗素承认这些自由是有限制的，即便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意见的自由也以不危及国家安全为先决条件。正是由于罗素的主张对自由的限制，他甚至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他早期的两部严肃的政治理论著作分别于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提倡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由工人管理工业，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罗素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恶，应该被限制，他还把“国家权力过大”看作“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

赖尔的心论受到了物理主义的影响颇深。在解决身心问题时，拒绝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两重说，否定心灵生活和躯体生活双重说，把心理行为的所指都归为人的行为方式和物理世界的事实。但他没有彻底否认心理事实的存在，只是不提倡把心与物作为同一范畴相提并论（反对！）。

老实说，我对这种学术一向不感什么兴趣，认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无非就是作为“书橱”“掉书袋”而已。比如，有大学哲学教授就热衷谈论所谓的形而上学终结与重建问题，洋洋洒洒大做文章，俨然哲学已经死去了，对所谓重建忧心忡忡，不免觉得可笑。

就一种理念和传统范畴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本是一种必然，无需大书特书。当然，所有关注、热衷讨论终结问题的，并非是对一种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怀旧和眷恋，而主要是对一种学统能否保持和延续给予忧虑。这可以理解。但无需过度关注，给人好像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最基础、最古老的学科已经寿终正寝的印象。这里事实上隐含着把哲学之路及其研究范畴窄化的误导。

哲学的使命，就是无所顾忌地向前去，无论其他。

人作为会思维的动物，其生也有涯，其思也无涯，思想是无穷无尽的。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不正是如此吗？只要思想的头颅还在，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永无终结。理性主义之后不是有反理性主义吗？康德之后不是有叔本华吗？笛卡尔之后不是有罗素吗？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古希腊哲学、中国先秦哲学），形式或将死去，但其精魂仍在。哲学精神永远不会死去，而且将在提升中期待获得复兴。

按照罗素的观点，“灵性”显现为宗教信仰。但宗教，无论何种宗教，是人的精神的产物？还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存在？如果认为“灵性”显现为宗教信仰，是一种单独存在，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信仰宗教的人有灵性，不信仰宗教的人没有灵性。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有的人有灵性，有的人没有灵性。如果承认这种“灵性”存在，就必须承认人的灵性存在差异性，而差异性又是对灵性的自我否定。这事实上否定了其关于人三分法定义——人=理智+意识+灵性之说。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评论维特根施坦所谓“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时，不无严厉地指出：“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质疑的范围”，“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

随着科学的发展，今天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远非19世纪的人们所能想象，更不消说西方那些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了。以后科学的发展我们也将无从想象。但必须追问的是，任人类科技怎样高度发展，对宇宙探索如何广阔深入，能最终解决世界本质的终极追问吗？如果能，为什么最伟大的科学家诸如爱因斯坦、牛顿、霍金，最后都跑到上帝那里去了呢？

笛卡尔为此提出了两个论据：一、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机器，还具有协调能力、创造力，以及发起自发性行为的能力；二、人拥有心智，我思故我在。人的心灵、本质完全不同于自己的身体。人的身上同存身心，身如一机器，心如藏在机器中的幽灵，幽灵主宰机器运转，即使机器消失，幽灵依然存在。身的活动是外在的，看得见的；心的活动是内在的，只有它的主人才能把握。因而，人是双面的，他的生活也是双重的。这就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这一学说在史上影响颇深，至今仍备受人们推崇（就人类而言，我亦是“身心二元论者”，我同意笛卡尔“人的生活是双重的”理念，但不赞成“幽灵——机器二元说”。我的身心二元论主张，人=肉体（物质）+精神（意识），人是两种动物的复合体——肉体动物+精神动物，人的本质是精神动物，肉体从属于精神，精神支配肉体。肉体是精神的外在表象（现象），精神是肉体的内在本质。此理念与叔本华关于世界本质的“表象——意志”说一致。人作为微观、物种世界，与宏观、整体世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如此我们才能阐释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同一性，而不能各说各的（我同意笛卡尔“人的生活是双重的”的说法，但我关于“双重”的表述是——人日常生活在两个平面——两个世界中，即外在的现象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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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存在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源，即何者是第一性？世界的本质是意识还是物质？这是哲学本体论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亦即世界是否可以被认识？对第一方面的回答，是一切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它规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以及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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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哲学本体本源问题研究中，“心”是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心”是什么？哲学范畴的“心”，不是指作为现象或表象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精神实体。

罗素不仅在哲学、逻辑和数学上成就显著，而且在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前后期哲学思想变化很大，早期信奉新黑格尔主义，深信绝对、共相的存在，把数学视为柏拉图理念的证据。后来与摩尔一起叛离了绝对唯心主义，转向新实在论。

瑞典文学院为罗素所作的评语是，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近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理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共同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

还需追问的是，人既然有灵性，是否还单独具有神性？如果有，人的灵性与神性是什么关系？是两种东西还是一个东西？是人的灵性创造（显现）了宗教，还是人的神性（超人）创造（显现）了宗教？耶酥、释迦牟尼、默罕默德等，其本质是人还是神？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中，也主张宇宙的本源是“纯粹经验”。他认为具有各种规定性的万物只是人们对“纯粹经验”或“混沌的意识流”加工改造的结果。美国霍尔特和培里也主张此说。

这说得多好！哲学流派可能死去，哲学理念可能死去，哲学家也会死去。每一位思想家都将走向日落，迎来自己的葬礼——并不仅仅是肉体生命，也包括他的思想体系。老子死了、苏格拉底死了，柏拉图死了，亚里士多德死了、康德死了，笛卡尔死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统统死了，但哲学精神依然活着，哲学依然活着。

这里，“灵性”显然不是指康德的“自在之物”（物自体）诸如上帝、灵魂、意志等超自然存在，也不是一种实体，属于意识范畴。从大的范畴讲，它只是精神范畴的一个方面，与精神是一种从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换句话说，“灵性”只是精神（意识）的一部分。

事实上，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是指作为古典形而上学关注的存在问题阶段认识上的终结，而并非终极问题的认识终结。

《心的分析》的写作开始于1918年，那时罗素尚因反对英国政府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关在狱中。罗素于当年5月入狱、9月出狱，出狱后于1920年5月访问苏联。罗素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应邀来华讲学。在华期间，罗素就政治、教育、宗教、哲学及科学等许多问题在中国各地作了一系列的讲演，其中就包括“心的分析”。“心的分析”是罗素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间在北京所作的讲演。最终于1921年在中国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心的分析》是罗素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罗素在本书中提出的中立一元论，背离了自己此前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此后所有哲学研究的新的起点，他后来出版的《物的分析》、《意义与真理的探究》及《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等书，基本都坚持中立一元论立场。此书在罗素哲学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哲学关于人历来通行二分法之说，即人=理智+本能。但罗素认为，宗教不在理智的范围内，理智解释不了宗教，是故，他提出了三分法之说，即在理智和本能二者之外，增加了一个灵性。他的结论是，人=理智+本能+灵性，人是三位一体。

传统形而上学，指的是古希腊哲学，西方语汇的形而上学即来自希腊语。形而上学所关注的是对存在问题的终极追问。

唯心主义又分为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把主观意识看作是本源的、第一性的，外部世界则是由它派生的、第二性的。这里的主观意识，不是指人类思维，而是指自然界内在非物质的总和。佛教的“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儒家陆王学派（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等理念，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即主张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现象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是柏拉图。

比较笛卡尔、罗素的两分法——笛卡尔的人=身（肉体）+心（本质）、罗素的人=理智+肉体+灵性，以及赖尔的所谓身心表里说（我认为，赖尔虽然嚼扯笛卡尔身心两分法存在逻辑范畴混乱，但其所谓“身心表里说”与笛卡尔两分法并无本质不同，只是表述范式有别而已），倒是罗素的三分法即人=理智+肉体+灵性，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赖尔从语言学角度批判的对象，应该是罗素，而不是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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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逻辑学家，罗素在数学逻辑方面具有巨大的贡献，他和怀特海共同写就了《数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他所提出的“罗素悖论”推动了二十世纪逻辑学的发展，他所主张的逻辑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学历史的发展。

我们的大学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学院的教授一般多是哲学家、思想家，我们所熟知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无不是教授哲学家、或该领域内的权威。哲学家通常是指原创性的具有自己独立体系的思想家。在中国，教授的任职资格往往并非是看学术成就及影响力，而仅仅是学历、学位、经历，因此，即使是导师级的教授，也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思想家。所以我称他们为“学院哲学家”。学院哲学不等于学院派，即使不乏个人观点见解，但此类“学院”与“柏拉图学院”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故所有哲学系的学子们从他们是不可能学到真正的哲学的。

（2）说到罗素的新中立一元论，不能不提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不久，罗素开始写作另一部有关知识论问题的著作，不料另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看了该书手稿后予以全盘否定，对其哲学理念提出“最猛烈”的批评，这使罗素几乎遭遇毁灭之灾。随后几年，罗素陷入“彻底绝望”状态，一度甚至认为自己不适合再搞哲学研究，对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也产生怀疑。

在西方，哲学上的“心”作为本体研究的一个范畴，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关于“心”的理念各有不同，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认识并没有终结，一直在诘问的路上。罗素《心的分析》，可视为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本体研究“心”的范畴的新拓。

与“二元论”相反，一元论主张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只有一个。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强调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唯心主义一元论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精神，精神是世界的本质。

——这里之所以如此分类，意在说明，中国作为对西方哲学比较隔膜的国度，包括大学研究院在内，对哲学及其研究认识水平还很有限，不值得重视。

研究罗素哲学，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哲学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既是一种精神传承，也是一种自我否定，无传承则没有哲学，无否定则没有发展。哲学就是在这种不断地经历思维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环中，艰难地突破既往，挺进一片片本是荒野的思想高地的。

原创：李耽 总编：王立楠

罗素《心的分析》，在唯物论、唯心论之外，提出第三种世界本质——中立一元论。罗素中立一元论认为，世界的终极实体，既非心、亦非物，而是一种比二者都更基本的材料即感觉；心、物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差别，二者乃殊相的不同组合的结果，或者说都是抽象的逻辑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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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罗素的三分法，即人=理智+肉体+灵性，把灵性与理智分开且对立为各自一极，那么就须追问，灵性就实质而言到底是什么？它由什么材料和质地构成？罗素所谓的“灵性”的哲学范畴到底是什么？它与精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因为人活着，所以哲学活着，哲学必须活着。不是活在此处，就是活在彼处，不可能一成不变。历史的发展与时间之箭同步，哲学思维演变与存在终极认识同步，不可重复，更无可能“重建”。

但从1898年开始，罗素的哲学倾向发生动摇，转而摆脱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与英国另一位思想相近的哲学家摩尔共同创立了新实在论哲学，把心、物、共相及个体都看作是世界的终极实体。罗素1912年出版的《哲学问题》一书，集中展现了其新实在论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

赖尔从语言学角度入手，认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犯了日常语言的范畴错误。范畴指的是语句的逻辑类型，范畴错误的一种表现是，将属于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另一范畴的语句，即在表达某些事物或事态时使用不该用的语言习惯。赖尔认为，身和心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所以不能对之提出同类的问题。如持机械中的幽灵说的人依据“身是什么？”而提出相应的“心是什么”的问题，即犯了逻辑范畴的错误。赖尔本书主要讨论和剖析身心问题及其相关理论，最终得出身心对立、心物对立实际上是空洞、虚假的对立的结论（赞同！）。

“中立一元论”作为世界本源的另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学说，主张在哲学上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外的第三条路线，认为世界的组成要素是“纯粹经验”；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仅仅是“纯粹经验”本身以内的区别。“纯粹经验”既非物质，亦非心灵，而是既可构成物质又可构成心灵的“中立的实体”。这种观点在罗素之前就有。

以此而论，所谓重建（传统）之说也是伪命题。古希腊哲学传统能重建吗？中国先秦哲学传统能重建吗？如果重建等同于复兴和恢复本来则无可能，如果重建不等同复兴和恢复本来则重建不成立，是故所有重建都是伪命题。

（2）谈到罗素哲学的新“中立一元论”，不能不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

奥地利自然科学家恩斯特·马赫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即——经验，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感觉经验。物质和意识是等同的，都是经验的产物。

（2）罗素作为哲学家，其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创新——毁灭——创新的涅槃重生过程，颇有戏剧性。

容我再展开一点。就整个社会而言，全部文明系统（涵盖所有领域）的文化，可以分为两部分——元文化与亚文化，所谓元文化，即母文化、原文化，是指本源文化或文化本源，亚文化即指传播型文化。所有的经典文化，都属于元文化、本源文化，所有阐释、运用经典的文化都属于亚文化，所对应的文化主体，即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使用者。从文化意义上定义整个人类，只有两种人——文化创造者与文化使用者，文化创造者鲜有一见，而文化使用者遍地都是。我们的教师——教授们，作为文化工作者，即文化使用者——传播者。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曼摩兹郡一个贵族家庭。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一生共完成了40多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罗素的首要事业和建树是在数学和逻辑领域，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授予英国嘉行勋章。1970年在威尔士的家中去世。

哲学的终极使命，乃是探讨世界的本质。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任何哲学都必须按照各自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任何哲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与展开，也都要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起点和中心。

综上，我认为，罗素所谓的“灵性”，其本质还是意识，或者说是意识的一个范畴，把它单独分离出来，对于理智或许勉强说得通，但对于人的整体性而言，是一种概念混淆，人三位一体之说难以成立。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因为思维传统和方式不同，对“心”的研究也大相径庭。同为中国“心”，王阳明的“心”与李贽的“心”就不是一个“心”，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思维理念和学说。相对而言，中国“心”还比较简单，侧重“心”的理性和道德内涵的逻辑思维。

绝望之际，罗素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书，詹姆斯的中立一元论哲学给他带了新的启发与希望，最终导致他彻底放弃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进而提出了新的中立一元论学说。

勒内·笛卡尔是法国唯心论的奠基者。笛卡尔曾经困扰于人和动物以及机器究竟有何区别？他认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但本质并非是物质的，这个本质，可以说是寄存在身体里的，和身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人是由“心灵”和“肉体”两部分组成，即人=身（肉体）+本质（心）。

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从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笛卡尔的学说，认为除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外，还存在上帝实体。上帝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且自身包含着万物。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人的肉体是机器。精神与物质不能相互作用，精神只有通过心智的广延，即在“上帝”那里才能认识万物。他承认感觉的作用，但认为理性作用更重要、更准确（这一学说可视为对笛卡尔的异化变种，其“精神与物质不能相互作用”的理念解释人这种现象说不通）。

罗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罗素坚持个人的基本自由不应受到侵犯。他认为，实践中的个人学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除了经过应有的法律程序以外，不应接受处罚;另一方面，应当有一个范围，在这中间个人的活动不受政府控制。这个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通常还包括经济上的经营自由。

在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发达，西方哲学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东西，高等学府哲学教育研究，作为中国学术界哲学思想领域研究的主体，其教学更多只是“照本宣科”。这种“照本宣科”更要命之处在于，并非是原初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而是带着所谓的“辩证”有色眼镜的观照，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的曲解和改造，所谓“哲学”早已面目全非了。

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称之为“机械中的幽灵说”。赖尔对这一学说持怀疑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心论。赖尔《心的概念》即是建立在批判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被公认为二战后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一。

英国哲学家艾耶尔认为，罗素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早期所完成的著作而赢得的。

罗素最早信奉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新黑格尔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英、美产生和流行，二十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在德、意等国产生强大影响的一个以“复兴黑格尔”为主张的哲学流派。该派哲学家对传统形而上学采取批判态度，但往往又不要求取消或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关于世界的本质、本源等所谓本体论问题。他们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改造成某种具有非理性和经验特征的精神性存在，强调生活和行动（实践）在哲学中的决定意义。

（1）说到哲学基本问题，这里应做一个简单回顾，理清罗素哲学的“来龙去脉”。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哲学基本问题提出的观点层出不穷，哲学流派林林总总，但无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万变不离其宗。凡是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或精神第二性的，属于唯物主义；凡是主张意识或精神为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属于唯心主义。当然也有所谓的物质和精神平行本源的二元论之说，但骑墙派是站不住脚的。

罗素对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逻辑分析方法。他通过对物质和心灵所作的逻辑分析，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中立一元论，即世界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比物质和精神更基本的材料——感觉。

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三部历史专著，这三部是:《自由和组织》、《1902-1914年协约国政策》和《西方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