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下降（但这届年轻人已经尽力了）

下图列出了使用不同数据来源计算的1986年到2022年每一年“人口出生数”，其中虚线表示的是当年的统计公报报告的初始数值，两条粗线表示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人口，可以推算出的当年出生人口，其余细线表示2011到2022年历次人口动态抽样调查的分年龄人口可推算出的人口数据。

在《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2012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2.1‰。

人口统计数据，是一个会变化的数值。由于技术手段的变化，我们可能会不断修正对真实人口的计算，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得出全新的结论。

在短短9年后，1999年出生（当前25岁）的女性人口就只剩654万人；

3，政策红利拉高了2014-2018年的生育率，短期释放了积压的存量生育意愿，积压的存量生育意愿消耗完毕后，2019年后的生育率向下恢复至正常水平，虽然仍然比2010年更高，却低于2016、2018年，客观上加速了这几年的出生人口下滑。

2，教育结构的变化，让高生育率的群体比例减少，而低生育率的群体比例增加，在每个教育程度的人口生育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总生育水平却下降了。相比过去，女性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那么接下来就面临另一个问题：

中国的出生人口确实下降了，相比人口出生的最高峰2012年，2023年的出生人口已经出现了超过53%的跌幅。既然三十年前的那条人口曲线中的育龄女性只下降了不到一半，而每个同样特征的人口生育概率也并没有变得更低，那么为何出生人口下降会超过三十年前的降幅，超过一半呢？

在2020年普查中，2012年出生的人口在当年为8岁，因此普查的8岁人口应当和2012年出生人口数字差不多。但在《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的短表3-1中，8岁人口为1935.37万人。

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却显示，在人口动态抽样调查中，2023年的1岁人口（2022年出生）的占比要比2岁人口（2021年出生）的占比更高，用抽样调查计算出的分年龄人口占比乘以当年总人口，2022年出生人口比2021年出生人口多103万人。

前文的计算使用了CPFS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使用2020年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我们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们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CFPS数据完成这一项计算。

2003年出生（当前21岁）的女性人口甚至进一步降低到了633万人。

某人他在2020年做了一个生育决策；平行宇宙下，各项特征完全一样，但穿越到了2010年或者2012的另一个他，也做了一个生育决策。两者相比，身处2020年的他，将会比身处2010年、2012年的他，有着更高的生育概率。

有两个人，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既往生育等特征完全一样，只是一个生活在2010年，另一个生活在2022年，那么这两人眼下的生育行为，是否会有差异？

而以十年的跨度来看，人们从2010年到2020年反而更加敢/愿/想生育了。

上图显示了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历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

一个已经进入育龄的成年人，可能会因为短期因素推迟/提前生育，但是他的人生安排，是很难被彻底改变的。出生人口相关问题上不存在“速效”政策。人口趋势的惯性仍将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发生作用，并使得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我们在这样的现实中，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

从2010到2020年的真实出生数据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中国的生育水平出现下降，反而在同样教育、年龄的层面上，2020年的人口微观生育水平比起2010年和2012年有所提高。

分析人口出生数据，我们往往会陷入总量的对比中，并在其中得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结论。

在这些数字公布之后，往往都会直接冲上各大平台热搜，引来无数专家学者的“热议”，并霸占各大媒体版面前排位置。数据团也曾在两年前的此时，发布了一篇讨论出生人口的文章。实际上，两年之后再来讨论出生人口现状，我们的观点几乎没有变化。但城市数据团编辑部同仁们仍然认为有必要用更新、更全面的数据，再一次分享我们的观点。

所以，如果你要问2012年出生人口到底是多少，这个答案可能会有很多。在2013年伊始，我们曾经以为它是1635万人，但2023年回头再看，它似乎应该是1980万人。

“人口焦虑”大可不必，接受现实，放弃幻想，积极应对。

以上两图，显示出了2010年和2020年巨大的教育结构差异：

只有回答了上面的问题，我们才能排除所有的总量、结构指标，看到人们的微观生育选择。

第三，也是本文想要讨论的最重要一点——不同时间范围内的生育决策。

接下来，我们将2010年人口普查与CFPS数据合并，并用probit模型估计下式：

因此，每年在公报发布后讨论出生人口的百十来万的变化，实在没有必要。

首先，在其他特征相同的前提下，教育水平越高，过去12个月内生育的概率越低。在其他个人特征相同的前提下，相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12个月内生育概率会降低一半左右。这也是家庭经济学中的经典结论之一——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会更减少生育。

但“不敢/愿/想生”的因素，在人口出生下降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呢？

——2021和2022年的统计公报分别显示，2021年的出生人口为1062万，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2022年的出生人口比2021年低106万人。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研究的初衷，并不在于人口数字本身，而是为了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出生人口变化是一个应该被接受的“现实”，而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数字，是根据每年11月1日的人口动态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的每年出生人口。每年的抽样调查样本约为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这个版本的出生人口数据，会在整十年的人口普查后经历大幅度的修订，甚至在普查修订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数据存在与客观事实的偏差。

诚然，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下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一过程中，需要始终关注一个个活生生个体的生活和发展，努力寻找长期的人口发展目标和其他短期政策的均衡点。

2010年的20-24岁人口中仅有27.3%的大专、大学和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口，该比例到了2020年变成了61%。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被访问时间是2023年7月，且有一名出生于2023年1月的子女，那么这个人在过去12个月内就有过生育。

我们使用六普、七普的长表3-2与长表6-2，计算不同年龄、教育程度的女性在2010年和2020年的生育决策变化。

——2010年六普中，2008年和2009年出生的1岁和2岁人口为1570万人左右，但在2020年七普中，同样是2008年和2009年出生，只不过成长到了11岁和12岁的人口，就上升至1738万和1772万，后者比前者高出近200万人。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统计数据修正后，2012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980万人，而2020年的出生人口1202万人，2020年的出生人口要比2012年低39%。但前文的计算结果告诉我们，如果要比较同样特征下每一个人口的生育概率，反而是2020年要比2012年更高。

诚然，如果将2001到2023年历年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人口出生数字画在一张图上，视觉冲击确实很大。出生人口在1600万-1800万之间保持了16年后，从2016年开始骤然下降，到2023年的短短7年，出生人口下降几乎一半。

但在另外几项原因的影响下，总出生水平却快速下降了。

可以算出，从2010年到2020年，即使同样特征的人口的生育率不变，仅仅因为教育结构的改变，就会使得20-34岁人口的总生育水平下降7%。

2010年时，20-24岁人口中比例最高的还是初中学历人口，达到了47%，而2020年时，20-24岁人口中初中学历人口的比例降低至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