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下降（但这届年轻人已经尽力了）

同样的变化也在25-29岁人口中出现。初中生比例从53%下降到32%，而高等教育学历以上人口比例从21.3%上升至45%。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人口出生数据的修订。

——2021和2022年的统计公报分别显示，2021年的出生人口为1062万，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2022年的出生人口比2021年低106万人。

3，政策红利拉高了2014-2018年的生育率，短期释放了积压的存量生育意愿，积压的存量生育意愿消耗完毕后，2019年后的生育率向下恢复至正常水平，虽然仍然比2010年更高，却低于2016、2018年，客观上加速了这几年的出生人口下滑。

有两个人，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既往生育等特征完全一样，只是一个生活在2010年，另一个生活在2022年，那么这两人眼下的生育行为，是否会有差异？

某人他在2020年做了一个生育决策；平行宇宙下，各项特征完全一样，但穿越到了2010年或者2012的另一个他，也做了一个生育决策。两者相比，身处2020年的他，将会比身处2010年、2012年的他，有着更高的生育概率。

在上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名被调查女性的当前人口特征、过往生育情况、过去12个月的生育选择。

第二，如果排除了人口总量的影响，每个人“不敢/愿/想生”的因素，在最近十年来的人口出生锐减中，又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从上图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20年，在其他个人特征全部相同的前提下，人们的生育概率事实上是先提升，再下降的，最高点在2018年，随后在2020年快速下降。2014到2018年的生育概率上升，可以理解为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等政策改变造成的存量生育意愿释放，而2020年的下降，则是政策变化的存量红利耗尽，生育水平回到了正常水平的结果。

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中对15-50周岁女性的生育状况有较为详细的问题，见下图。

从1635万，到1869万，再到1935万，2012年出生人口如何越活越多，甚至多出来三百万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出生人口、同时也是历年统计公报发布的出生人口，仅仅只是诸多人口统计口径中的一种。

在这些数字公布之后，往往都会直接冲上各大平台热搜，引来无数专家学者的“热议”，并霸占各大媒体版面前排位置。数据团也曾在两年前的此时，发布了一篇讨论出生人口的文章。实际上，两年之后再来讨论出生人口现状，我们的观点几乎没有变化。但城市数据团编辑部同仁们仍然认为有必要用更新、更全面的数据，再一次分享我们的观点。

下图列出了使用不同数据来源计算的1986年到2022年每一年“人口出生数”，其中虚线表示的是当年的统计公报报告的初始数值，两条粗线表示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人口，可以推算出的当年出生人口，其余细线表示2011到2022年历次人口动态抽样调查的分年龄人口可推算出的人口数据。

但在另外几项原因的影响下，总出生水平却快速下降了。

第一，正如之前在《人口生命周期的力量》一文中提到的，人口的周期是会自我复制的，因此讨论出生人口的变化一定要首先观察25年前的人口变化，尤其是其中女性数量的变化。

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却显示，在人口动态抽样调查中，2023年的1岁人口（2022年出生）的占比要比2岁人口（2021年出生）的占比更高，用抽样调查计算出的分年龄人口占比乘以当年总人口，2022年出生人口比2021年出生人口多103万人。

在短短9年后，1999年出生（当前25岁）的女性人口就只剩654万人；

2010年时，20-24岁人口中比例最高的还是初中学历人口，达到了47%，而2020年时，20-24岁人口中初中学历人口的比例降低至20.2%；

1990年出生（当前34岁）的女性人口为1251万人；

只有回答了上面的问题，我们才能排除所有的总量、结构指标，看到人们的微观生育选择。

一个已经进入育龄的成年人，可能会因为短期因素推迟/提前生育，但是他的人生安排，是很难被彻底改变的。出生人口相关问题上不存在“速效”政策。人口趋势的惯性仍将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发生作用，并使得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我们在这样的现实中，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

另一套数据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CFPS数据的家庭关系表详细记录了每个人的个人特征和子女特征。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个人的被访问时间以及是否有子女、每个子女的出生时间等信息还原出被访问者在过去12个月内的生育选择。

可以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中国的出生人口确实下降了，相比人口出生的最高峰2012年，2023年的出生人口已经出现了超过53%的跌幅。既然三十年前的那条人口曲线中的育龄女性只下降了不到一半，而每个同样特征的人口生育概率也并没有变得更低，那么为何出生人口下降会超过三十年前的降幅，超过一半呢？

以上两图，显示出了2010年和2020年巨大的教育结构差异：

在《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2012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2.1‰。

而以十年的跨度来看，人们从2010年到2020年反而更加敢/愿/想生育了。

所以，如果你要问2012年出生人口到底是多少，这个答案可能会有很多。在2013年伊始，我们曾经以为它是1635万人，但2023年回头再看，它似乎应该是1980万人。

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其生育概率要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低一半左右。在分年龄各学历人口的生育率对比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到本科教育水平的生育率要比初中教育水平的生育率低40%。

诚然，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下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一过程中，需要始终关注一个个活生生个体的生活和发展，努力寻找长期的人口发展目标和其他短期政策的均衡点。

在2020年普查中，2012年出生的人口在当年为8岁，因此普查的8岁人口应当和2012年出生人口数字差不多。但在《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的短表3-1中，8岁人口为1935.37万人。

必定是有一个数字错了。而随着2012年出生的这批孩子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再进入初中，越来越多的现实数据表明，错的正是2012年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这项全国人口。

上图显示了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历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

可以算出，从2010年到2020年，即使同样特征的人口的生育率不变，仅仅因为教育结构的改变，就会使得20-34岁人口的总生育水平下降7%。

接下来，我们将2010年人口普查与CFPS数据合并，并用probit模型估计下式：

最近一个可能让我们认知更新的数字更新案例，就发生在过去两年。

2003年出生（当前21岁）的女性人口甚至进一步降低到了633万人。

——2010年六普中，2008年和2009年出生的1岁和2岁人口为1570万人左右，但在2020年七普中，同样是2008年和2009年出生，只不过成长到了11岁和12岁的人口，就上升至1738万和1772万，后者比前者高出近200万人。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统计数据修正后，2012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980万人，而2020年的出生人口1202万人，2020年的出生人口要比2012年低39%。但前文的计算结果告诉我们，如果要比较同样特征下每一个人口的生育概率，反而是2020年要比2012年更高。

2，教育结构的变化，让高生育率的群体比例减少，而低生育率的群体比例增加，在每个教育程度的人口生育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总生育水平却下降了。相比过去，女性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我们使用六普、七普的长表3-2与长表6-2，计算不同年龄、教育程度的女性在2010年和2020年的生育决策变化。

前文的计算使用了CPFS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使用2020年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我们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

其次，如果之前曾经生育过一个男孩，那么12个月内生育的概率会降低61.3%，如果曾经生育过一个女孩，那么12个月内生育的概率只会降低35.6%。这显示了在已有男孩/女孩的前提下，人们是否会多生一个孩子的决策还是会有很大差异。已经有男孩的家庭会比有女孩的家庭更不倾向于生育二孩。

举个例子，该口径统计数据与后续修订的最大偏差，出现在2012年。

我们可以首先想象这样一个问题——

1，1987年到2003年的人口快速下滑，是近十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育龄高峰期人口减半，子女数量自然也会减半。这是深埋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改变。

比如常有人说，出生人口暴跌了，是因为人们“不想/不敢/不愿”生孩子了。举个例子，在某一个状态下，某个人要生2个孩子，在状态改变后，这个人改变了主意，打算只生1个，甚至不生了，这个变化，可以归结为“不敢/愿/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