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 中国速度：一场效率至上的财政锦标赛

“中国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政府放权的结果，市场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始终是以政府放权为前提条件。”因此，与其说政府做对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有做什么。

“理解今日中国治理的起点不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94年分税制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格局，它是一次对80年代财政包干制的“全面否定”，从此曾在中国大地上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瞬间销声匿迹，而房地产一步步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影响了几代人的生存、财富、压力、以及对未来的焦虑，直至当下。

要想真正读懂当下中国与经济，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政府内部的运作机制，由此，“从政府内部看中国”这一视角才显得格外重要。正如周飞舟教授在《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一书中所说：

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政治学理论，还是看不懂当下中国？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经济学著作，还是理解不了当下中国经济？答案其实很简单：你学的那些理论、思想，别人压根可能就没用。

◎ 不是市场发展，而是政府放权

我们常说，理论与现实的脱轨，思想与实践的矛盾，这在当下中国的“政府-经济”运作机制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然而，分税制改革的推行却遭遇了巨大阻力。当年，时任总理一省一省地跑，才说服了大家。改革的本意是将地方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但实际结果却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周飞舟教授将其称为“中央对地方的逐步失控”，同样以研究政府行为著称的兰小欢教授，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称作“央地博弈”。

在包干制下，地方政府逐渐成为追求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利益主体，俨然成为一个个“地方公司”。这就是美国学者戴慕珍（Jean Oi）口中所说的“地方国家公司主义”。也如周飞舟教授所说：“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市场的自由化，而是政府的公司化行为和谋利倾向。”

此外，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不仅在于它们像公司一样追求利益，还在于它们能像现代企业一样有着超高速的运作效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政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高效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多方面却是由于权力控制和垄断而非全力放权的结果，这是中国经济中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

以上从政府内部行为窥探中国经济的几个侧面，只是复杂现实运作机制中的狭小一隅。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是一个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永远不可缺失的理解视角。

“改革开放虽然被理解为政府放权、市场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就会发现政府的力量仍然是无处不在、至关重要的。”

回望一系列改革历程，中国速度、中国效率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专属代名词。中国速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的效率，而政府之所以具备如此巨大的掌控、动员能力，其根源仍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

◎ 1994年分税制改革：理解当下中国的一条最重要暗线

这是我们理解当下中国，遇到的一个首要难题。也许你懂得价格机制，但却不懂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为何如此？也许你懂“私有”和“公有”的区别，但却不懂中国的土地财政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8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推行的“财政包干制”，已成为地方财政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政绩”，解决财政问题，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

◎ 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的“公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