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喜欢中国（）

而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生产逐渐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转移了产业，同时也转移了污染。但这种关系反而成为他们后来制裁我们的理由。

而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习惯于享受全球资源优先权的国家，自然会对这种新的竞争态势感到不安和威胁，与之对应的便是其大环境里产生排斥中国的现象。

19世纪末，美国凭借其在电力、内燃机和化学工程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成功地从欧洲手中夺取了世界工业领导者的地位。

这也并不代表中国做了坏事，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源的争夺和全球的竞争势必会加剧。

此外，中国还开始了大力研发新能源汽车，以期减少汽车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到2021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

而这一目标远远超出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预期，并直接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因为如果中国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其他国家就再没以碳排放为理由去制约中国。

与此同时，科技的壁垒让这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市场中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这些国家通过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机器，快速增强了自己的生产力，从而迅速积累了财富。

当2000年代初油价飙升时，西方国家就通过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确保了自己的能源安全，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经济困境。

英国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凭借其在纺织、冶金和煤炭开采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西方国家在近几个世纪里，通过其技术、军事和经济的优势，不少西方国家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了全球产业链和资源分配的高端。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资源需求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推进，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逐步增加，也意味着在全球资源的竞争中，中国逐渐与西方国家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

并且，尽管面临碳排放的压力，但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进一步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的顶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当中国考虑限制稀土出口时，全球许多依赖这些资源的产业，特别是西方的高技术产业，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几乎没有增加，而欧洲的碳排放量实际上已经开始减少。

同样的，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对全球资源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逐渐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2009年，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推动碳排放限制议程。

据《国家统计局年鉴》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和美国。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生产效率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而且在各个领域累积了深厚的技术和经验。

资源，指的不仅是石油、金属或农产品，更涉及到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所有要素，如技术、数据、市场和劳动力。

当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气候基金开始要求所有国家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时，这对中国就构成了一种经济制约。

以石油为例，20世纪中期至今，石油的产出和价格基本上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导，而这些国家大多与西方国家有深厚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正如奥巴马所述，中国人口众多，其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这并不是对中国的指责，而是一个事实。

这一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对于钢铁、稀土、石油等关键资源的需求量大增。尤其是在稀土元素方面，这些对现代制造业至关重要的元素在全球的储量中，中国占有超过80%。

当其他国家还在努力追赶这些技术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探索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的技术革命。这使得它们始终处于技术和经济的前沿，从而收割了更多的经济红利。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对全球的环境持有深厚的关心，而是因为这样的议程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工业化，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任何对工业生产的制约都直接影响到中国数亿人的生计和福祉。

西方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其对全球资源的掌控。而当中国崛起，也开始在这个全球的“大餐桌”上分一杯羹时，就开始了挤压了西方的利益。

这就加深了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满和担忧，产生了所谓“不喜欢中国”的概念。

即使在后殖民时代，这种资源掠夺并未完全终止，而是以新的形式如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等方式继续。

但是，中国并没有选择屈从于这种压力。相反，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绿色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的发展。

19世纪的欧洲列强对非洲、亚洲等地的殖民统治，不仅仅是地域扩张，更多地是为了获取这些地方的天然资源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