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建筑师谁组织编纂的（营造法式是谁编制的）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迁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受战时条件所限，专家们只能拿到够吃三顿饭的工资。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一家人开始了贫病交加的日子，最后山穷水尽，只得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就当手表、金笔。

这样的言论对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刚刚加入学社的青年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学社之后十余年的考察与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前辈日本学人之间的赛跑。

于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营造法式》时代的木结构遗物，成为破译这部天书的最关键工作，学社开始对全国重点古建筑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首先从北京开始，专家们背着照相机、盒尺和笔记本，对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十三陵等近百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仅对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进行的测量，就绘制出数百幅图纸。随之，他们又对华北地区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堂、房、舍进行勘察，详细测绘206组建筑，完成测绘图1898张。

穷且益坚，共赴国难完成传世著作

作者：张頔

抢救国宝，研究典籍结合实地考察

尽管生活陷入赤贫状态，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仍坚韧地推进着，梁思成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不得不戴着铁马甲工作，当他俯身向画板时，常把下颌放在小花瓶上，用以支持头部，从而减轻对脊椎的压力。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顽强工作，承担了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1944年，《中国建筑史》在李庄完成。1946年10月，梁思成带着《中国建筑史》等著作的书稿、图片去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

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不仅仅拘泥于技艺层面，而是将其置于大文化、大历史背景之下，与众多学科勾连在一起，进行透视和解剖。学社的名字之所以不叫中国建筑学社，玄机便在这里。其研究模式呼吸着变革的清新空气，把研究典籍与现场勘察结合，突破了沉迷于书卷的古老成规。

1946年，由于财力枯竭，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停止活动。学社成立以来，专家们走遍全国15个省、220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2000多座建筑。基本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代至清代的演变轨迹，积累了大量丰实的第一手资料，开创性地引入现代学术方法，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赵州桥等，均由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

来源： 齐鲁晚报

梁思成从北京的明清古建筑开始学习研究，以故宫为蓝本，拜老匠人为师，结合清雍正时期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一书，初步廓清了清代建筑的基本营造法则，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该书至今依然是研究清代建筑的入门读物。相较于清代《工程做法》，北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则困难得多。由于时隔近千载，书中所记关于北宋建筑的内容，不要说设计原则，就是普通的名词、术语，都已非当时工匠们所能解释，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探求。

独辟蹊径，后来居上赢得中日研究竞赛

学术研究上的胜利终究抵挡不了日寇战火的蔓延，七七事变彻底打破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进程。北平沦陷前夕，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被日本人注意到的他，于1937年9月带领全家，踏上漫漫逃难长路。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王壁文、卢绳……中国营造学社历练造就了一代开山大师，中国古建筑的传承薪火也由营造学社同仁的弟子们代代相传。（张頔）

伊东忠太是日本著名建筑史家，从1901年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旅，并成为在紫禁城进行测绘的第一人——那一年梁思成才刚刚出生。早在1905年，他就在沈阳抄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并将抄本存放在东京大学。不过，伊东忠太没能读懂这部“天书”，对之颇为轻视。

由于国内建筑学研究的滞后，对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考察，不论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开始得更早，相当多学者的调查范围也极为广阔而全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营造学社影响尤大。

去各地考察古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易事。除了路阻难通、炮火不熄这些现实中的难题，与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竞赛，也为学社成员添加了不少的额外压力。

美国当时曾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夫人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

在朱启钤的感召下，营造学社很快集聚了国内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专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学家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林徽因、杨廷宝等等都赫然在列，一时星光灿烂。

当时的梁思成，虽然在建筑系的主要专业课——建筑设计课中成绩优异，但他更痴迷于建筑史。课余时间，他常常泡在建筑系的图书馆里研读西方建筑史经典，而在掩卷沉思、发思古之幽情之时，深深感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居然没有一本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收到《营造法式》后，梁思成既兴奋又懊恼——“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从1932年4月考察独乐寺，到同年6月在汇刊发表论文，短短两个月时间，梁思成不但写就洋洋数万言的报告文字，更完成了大量测绘图，甚至还精心绘制了独乐寺总平面和山门、观音阁正立面的大幅水彩渲染图，速度可谓惊人至极——这正是学社同仁奋起直追，与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竞赛的真实写照。

从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梁林二人与日本学者竞赛的心境：“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中西相交的时代风潮下，一场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开展。1930年3月，位于天安门后身的十几间破烂不堪的西庑旧朝房，悄然挂起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由朱启钤出资，我国第一个古建筑研究团体，就这样开始了不凡的旅程。

从1932年学社工作全面开展至抗日爆发前的五年内，学社成员走过中国上百个县市，寻访近千处古代建筑，对它们第一次做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与研究，其中许多建筑的意义是首次被认识，例如明确了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证。

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大同华严寺、应县木塔、赵州桥、晋祠……十一黄金周期间，这些以古建筑知名的景点会迎来一拨拨国人的游览和观摩。正是90年前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让这些古建不再只是默默矗立在北方的田野。营造学社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令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谱系首次拥有了让人信服的系统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营造学社历经内忧外患的洗濯，迈出的每一步都以忠贞的家国情怀作为底色。

议和破裂后，朱启钤辞去所有官职，费时7个年头、花了5万多元，在学者的帮助下对手抄本进行勘校，并于1925年印刷出版，其中一套送给了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这一年，梁思成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很快就收到了父亲梁启超转寄来的《营造法式》。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在任期间主导了古都北京的许多近代化工程，对北京古建筑有浓厚兴趣。1919年，朱启钤受命以北方总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他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北宋李诫所著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手抄本，共34卷。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古建筑专家的朱启钤大喜过望，因为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

也正是有了《营造法式》这部天书作为钥匙，中国营造学社走上了不同于以往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并迅速做到了后来居上。梁思成第一个考察的辽代建筑独乐寺就比之前日本学者考察发现的古建筑都要古老。

对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科学的田野考察，日本学者不无傲慢地认为理所应当由日本人来做。伊东忠太于1930年在中国营造学社作过一场学术报告，曾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

营造学社的创立，当然要从《营造法式》这本书说起。

国际学界缺少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和研究；而在国内，中国文人阶层认为这不过是属于“匠人”们的形而下技艺，不具过多的精神价值。于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赋全然显现在工匠手上，那些绝世技艺历来是口口相传，落在纸面上的极为稀少。当工匠们飘然逝去，也就是中国古建筑寿终正寝之时。

“天书”现世，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的建筑史

《营造法式》是北宋徽宗朝官方编纂出版的关于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著，其性质接近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此书之于中国古代建筑史，恰似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之于西方古代建筑史，都具有学科奠基的意义。只不过由于时隔近千载，书中所记关于北宋建筑的内容，不要说设计原则，就是普通的名词、术语，都已非清末民初老匠师们所能解释，在时人看来已近乎“天书”。

营造学社在北京创立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故都北郊的圆明园。搜集史料、抢救遗物、测绘勘察、遗址保护……仅从圆明园抢运出的云片石就有一千车，那些有观赏价值的遗物则转运至中山公园供人们参观。1931年，营造学社举办了“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展出内容包括抢救出来的兰亭八柱与石碑、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石刻等，此外还有1800多件圆明园“样式雷”图档和18具烫样模型。这些国宝级文物，因营造学社竭力抢救而侥幸逃离覆灭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