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本草是哪个朝代的（张三丰是哪个朝代的）

三

在龙亭公园后边的“五岳真形碑”亭旁边，原有1987年所建的“开封造型植物园”，现在已经拆除。经文物勘探所证，此处正是当年周王府“龙窝”所在。据明《如梦录》记载，明朝王府花园的“龙窝”，园内尽是木香、木樨、月季、宝相等花木，茨松结成楼宇，木香搭就亭棚，松狮、柏鹤迎风而动、张口展翅，活泼如生。1391年年底，周王开辟“龙窝”，在内府建植物园，通过亲自观察，编出《救荒本草》。

朱橚一生诸多事业中，最有创意、最有价值者，当属《救荒本草》一书的编印。

朱橚并非长子或太子，加上他有才华和个性强，不太听话，他的父亲朱元璋又不怎么喜欢他，所以他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1389年，朱橚擅自离开开封到凤阳去看望生病的岳父。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以此为借口，随即将其流放到云南边陲。据明代李梦阳等人的碑记和开封人的传说，明朝开国初期，皇帝朱元璋还曾派人到开封“铲王气”，拆王府门楼和繁塔，借以弹压周王。

朱橚信佛礼佛，出资维修开封铁塔和繁塔，在开封和修武等地，对河南多座寺庙均有施舍供奉。

朱橚在编著《救荒本草》时，为什么描述一种植物要配一幅插图呢？这种做法，完全是为读者着想。《救荒本草》的读者对象是城乡老百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以，书中语言尽量简练、通俗明白，甚至还使用当时民间流行的简化字。突出植物图画的精准和栩栩如生，求其直观、可分辨。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朱橚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王子，能够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简单。

考古发掘表明，周王府紫禁城的地面在湖底地面下1.5米~2米处，大多用青砖铺地，而重要的位置如有些房基门前则用青石条铺地。考古人员共清理出房基12座、花坛两座、排水沟两条。所清理出的房基均为高台建筑，有的台基高出当时地面1.6米。

17世纪后期，《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图文并茂、实用通俗、占有第一手资料切实可靠的特点，受到了习惯学习中国本草学著作的日本学者的青睐。受朱橚著述的影响和引导，日本学者不仅翻译和考订《救荒本草》原著，而且学习他的方法，出版了《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荒年食量志》等书。

一

朱橚就藩开封之初，推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好事。当时，黄河在开封一带反复决堤，永乐皇帝曾提议他迁藩洛阳，王府都要开工建设了，他犹豫过，最后考虑到民生艰难而谢恩婉拒。

1389年，因不守皇家规制，私自从开封到凤阳探望生病的岳父、开国功臣冯胜，朱橚触怒太祖，被流放云南。在西南边疆，他看到当地风俗落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和各种疾病肆虐流行，而各族群众普遍缺医少药，于是，就组织周王府和他随行的医官李恒等人，编写了具有“家藏应效”、方便实用的《袖珍方》施舍民间。通过在云南的医药卫生实践，朱橚发现医术、药方大有可为。流放结束回到开封之后，他又开始进行编写《普济方》的大量工作。

朱橚在政治上受制于权力斗争和削藩的局限，动辄得咎，很难大有作为。于是，他把自己的才华贡献于医药、植物、刻书出版和文艺方面，对宗教也多有贡献。最有创造性的贡献，是他利用自己的植物园为基地，通过实际观察和实验，组织编著和出版了杰出的野菜专著《救荒本草》。

朱橚一生不顺，多遭猜忌掣肘，徒有王子虚名。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先后两次治朱橚罪，两次将他流放云南。第一次是朱橚破坏了规矩，擅离藩地去了凤阳；第二次获罪，罪在藩王的身份和地位危及他人，实属打击和迫害。轮到永乐帝朱棣，接到举报，念自己与朱橚是一母同胞，因兄弟手足情义而宽宥之。

《救荒本草》的开创性，表现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方面，它以野生植物为对象，专说可以食用的植物——野菜，而且目的是用于救荒和救饥。尤其是植物插图，《救荒本草》可以说是现代植物图谱的滥觞。

1981年春的一天，注定要石破天惊。这天，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清理龙亭前潘家湖底淤泥时，意外地发现了明周王府的部分遗迹，从而拉开了明周王府遗址考古的序幕。

二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只要是皇室专制，封建接班，这样的悲剧就不会有终结。

朱橚作为一个皇族子弟，没有像他的哥哥朱棣那样，为了取得皇权兴兵杀戮，而是潜心研究医药，并且为了帮助穷苦百姓能够寻找食物度过灾荒而著书立说，其用心良苦，实在难得。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都收入了《救荒本草》的内容。

如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灾荒并没有远去，理应警钟长鸣。然而，一部专门介绍野菜、用于救荒的《救荒本草》，却没有受到重视，被束之高阁。重读《救荒本草》，了解出版过程，知人论世，评价《救荒本草》，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尤其有助于“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收录食用植物414种，其中来源历代本草旧有者138种，新增276种，新增部分约占总数的近2/3。书分草部，245种；木部，80种；米谷部，20种；菜部，46种。

周王府充分利用和弘扬了开封的雕刻版画艺术，刻书印书的技术相当完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朝卷，评价《普济方》是明藩刻本的代表作。

《救荒本草》的突出特点是图文并茂，每种植物都配以精确美观的版画插图，将实用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开创了民族植物学著述的新天地和新水平。明代开封的读书人李濂到山西做官，他将朱橚于开封刊刻的《救荒本草》初本带到太原，于嘉靖年间重刻，并为之作序。他在《重刻<救荒本草>序》中说：“是书有图有说，图以肖其形，说以著其用。首言产生之壤，同异之名，次言寒热之性，甘苦之味；终言淘浸烹煮蒸晒之法。……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功于生民大矣。”

朱橚还能辞赋，作有《元宫词》百首，又名《元宫词百首》，类如《竹枝词》，专记风俗故事。

明朝时期，文化科技日臻兴盛。这时一前一后出现了《救荒本草》和《本草纲目》两大植物和本草学杰作。朱橚主持编写的《救荒本草》独具一格，告诉人们如何利用自然界的植物代替食品，以度荒年。该书首开野菜著述一门，前无古人，影响深远。从编写的出发点和编写的内容方法来看，都与以前的本草学著作不同，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据史料记载，开封在明代为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及其后裔之封地，所建府第为周王府，始建于1378年。周王府是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造的，坐北朝南，它由内（紫禁城）、外（萧墙）两座城垣组成。萧墙“高两丈许，蜈蚣木镇压，上覆琉璃瓦”，周围九里十三步，“向南是午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后宰门”。据说规模比宋皇宫大了将近一倍，是藩王中最宏伟的王府，俨然就是一座皇宫。

《救荒本草》对植物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朱橚直接用资源调查的方法，以开辟植物园为工作基地，在栽培实验的基础上，辨别和总结出每一种野生植物的功能和作用，最为接近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书中虽然也分别提及每种野生植物的药用疗效，但药用并非重点，主旨在于救荒救饥，为度灾荒的黎民百姓提供代食品，助人于乱世中活命自保。

从考古发掘来看，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和宋皇城北墙是相互叠压在一起的，这就证实了紫禁城在宋皇宫旧基上建造而成的记载的可靠性。除了“城摞城”现象外，还在今午朝门石狮子以下约4米深处，探到了明周王府紫禁城的南门端礼门遗址。接着，紫禁城的东门礼仁门和北门承智门两处遗址也被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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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的作者朱橚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他的生母马皇后是历史上一位贤惠的女性，对子女要求严格，尤其注重对朱橚的管教。1370年，朱橚被册封为吴王，驻守凤阳。随后，他又被封为周王，1381年就藩开封，65岁时卒于开封，葬钧州（禹州）明山。

俄国、美国和欧洲的有关学者，对《救荒本草》也分别予以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朱橚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李约瑟认为朱橚和他的工作班子，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开拓和贡献。他说，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还羡慕《救荒本草》的插图。美国科学史学者萨顿说：“了解中国艺术家优秀的传统，就不难理解《救荒本草》插图的极端精美。”英国药物学家尹思博则把雁来红、马齿苋等10幅原图引入他著的《<救荒本草>所列的饥荒食物》里。

周王在诸藩中气派大，遭皇室和皇权不满。朱元璋觉得开封王气太盛，便发兵到开封来“铲王气”。他们将周王府的银安殿拆除，把唱更楼和尊义门拆掉，东华门禁开。周王军权被削，但仍保持封号，前后在这座王府里世袭相传了11代，历时265年。直到李自成的起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困守孤城的周王密令官军扒黄河用水淹起义军，不料水入开封城里，全城毁于一旦。1981年，在龙亭湖里发掘到周王府部分遗址，全是断垣残壁，可见当年水淹之猛。

不久，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武力政变上台，朱橚恢复爵位，增加俸禄，归藩开封。但好景不长，他再次遭遇手足相残之争。好在没有治罪，朱橚主动交出护兵，出让利税，表示不顾黄河一再泛滥发水的危险，在开封安居不变。同时，他一再给皇帝哥哥示好献礼，包括上书《救荒本草》，终于换取一方安宁，了此坎坷一生。

朱橚没有野外考察的自由，“非特旨不得出城”。因此，周王府的“龙窝”植物园专门用于种植野生植物，供他观察记录。朱橚培养的野生植物四五百种，大多是靠门人从河南各地寻找移植而来的。有的植物并不产于河南，显然是他游历和放逐中认识而特地保留的。他派人四处采集野生植物的行动，还曾惊动了永乐皇帝，为此遭到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