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这个温州人50岁再创业,成,人工耳蜗之王）

“为了降低成本，第一版人工耳蜗的研发方案是少装几个电极，能听到声音就行。”但李楚最终决定放弃该方案。“如果质量不行，没有听障人士仅仅为了低价去博一把。”李楚展示了第一代“诺尔康”人工耳蜗，包括一个1硬币大小的体内机和一个类似蓝牙耳机的体外机。在体内机里那个薄薄圆片上，有不到1/3根头发丝粗细的电丝，上面焊接了26个电极，这个数量直到今天也走在市场最前端。

一年后，研发总投入超1.5亿元的国产人工耳蜗终于问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人工耳蜗的国家。2011年8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诺尔康”人工耳蜗进入市场，产品定价为7.8万元。“我们的产品一上市，那些国外企业就跟着降价，把进口人工耳蜗的价格从25万元降到了15万元。”

来源 | 世界温州人乐园《大公报》

“创新意味着一切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芯片到模具，都得靠一次次地尝试来印证，而每次尝试就意味着又烧掉了几十甚至几百万元。”李楚坦言，研发人工耳蜗的五年是他人生中最辛苦的五年。“测试芯片需要24小时开机让它一直run（运作），大家就轮流打地铺睡在办公室，随时起来监测数据，修复bug（故障）。”

“合同大王”再创业打开“有声世界”

“有一回，柳市一家服装厂做的劳保手套成了滞销品，厂长求我把手套带在身边，看看能不能顺道卖一卖。没想到还真有煤矿厂要买，价钱也公道。”渐渐地，来找李方平代销商品的工厂越来越多，为了方便现场拍板，不少工厂就将空白合同交予他保管，一旦价格合适能立马签约下单。

在李方平的眼中，做生意是要靠“闯”的，“钱不会自己走着送到你家里来”。当时做“供销员”时，他就专门闯到犄角旮旯的地县去碰运气。“犄角旮旯的地县，路远又难走，别人懒得去，我的机会就多些”。凭借“乡镇包围城市”的战略，他的业务越做越大。

一年后，“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有人再度创业，有人远赴他乡。“八大王”之一、“合同大王”李方平则选择研制造福全球的国产人工耳蜗，为此吃尽千辛万苦，但他却说：“与贫穷相比，吃苦算得了什么？”

作为温州乐清柳市人，彼时李方平身边已有同镇人“先富起来了”。“我那时候最羡慕两类人──‘抓方向盘’的（开车）和‘拎皮包’的（供销员）。每次回村里，他们的腰包鼓鼓的，里面都是钱。”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器产品都由国营工厂生产，有需求的工厂得排队等货；另一方面，随着温州电器市场的发展，柳市的家庭作坊生产了大量电器，却卖不出去。

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八大王”获得平反。出狱后，李方平到上海另起炉灶。但由于80年代末的经济秩序整顿，再次被调查。虽然做的是合法生意，也躲过了这场风波，但被“抓怕了”的李方平决定离开中国，最终辗转到加拿大过起“半退休”的生活。

1982年，随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展开，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柳市首当其冲，八位私营户纷纷入狱，“合同大王”李方平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史称“八大王”事件。

李方平，浙江温州人。曾荣获国家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同时也被授予2015年度“风云浙商”“浙江省杰出民营企业家”“先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新世纪中国改革百名优秀人物”“杭州市劳动模范”“杭州优秀杭商”等称号。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批头脑灵活的浙江温州人发展个体经济，成为全国第一批在市场经济尝试中先富起来的人。然而随着1982年“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展开，有八人以“投机倒把”罪入狱，史称“八大王”事件。

抱着“看到烟囱就有工厂，看到山堆就有煤矿”的理念，李方平一头扎进了广阔的天地。他回忆道，有一次他在内蒙古接到两个订单，原本想回柳市了，拿起地图一看，他所在的位置离山西不远，便又坐了一夜大巴到两省交界处。“夜里下着大雪，大巴走的是山路，好几个拐弯差点儿冲下山去，现在都心有余悸。”

2006年，李方平成立“诺尔康”，开启了人工耳蜗的研发进程。“我唯一没想到的是，搞科研竟然这么烧钱！”“到2009年年初，公司已经‘烧’掉一个亿了。”为了筹钱，李方平请来了亲戚朋友共同注资。“忐忑肯定有，但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什么时候服输过？失败怕什么，再难还能难过当年？”

白天当老板 晚上睡地板

回顾成长经历，1979年出生的李楚对父亲李方平曾有怨言，小时候他很少能见到父亲。如果说创业为李楚带来了什么，“理解父亲”或许是其中一项。

“人工耳蜗这个项目是我与父亲一起去谈的，父亲跟我说，如果要投，你得留在美国，陪着两位教授一起干。”李楚犹豫了几分钟，作出了“留下”的决定。

吃得苦中苦方为“王中王”，由于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着合同，李方平在柳市被誉为“合同大王”。1979年结婚时，李方平盖起了四层小楼，次年又买了一辆小轿车，成为温州第一批拥有私人轿车的人。

看到烟囱就有工厂 看到山堆就有煤矿

供需两端的矛盾催生了“供销员”的出现，他们拿着印有柳市电器产品和价格的目录，走南闯北，向工厂推销柳市电器，以提成的方式赚取劳务费用。李方平便成了一名“拎皮包”的供销员。“此前，我从没离开过柳市，就买了一本中国地图，从打着五角星的北京开始往外找，大红点是省会城市，小红点是地县（地区和县城），然后专门找那些犄角旮旯的地县去碰运气。”

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李方平拿出了一只颇有些年岁的黑皮箱，里面装满了他的回忆。“我出生于1955年，是家里的老大，有四个弟弟妹妹。因为穷，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每天凌晨起床做米粉干，上午务农，下午还要挑着米粉干出去卖。”

彼时，中国中度听障人士有2780万人。但中国的助听设备应用却不足5%。“全球仅有三家企业掌握人工耳蜗生产技术。产品定价很高，每套要二三十万元，很多中国家庭负担不起。”李方平坦言，起初他投人工耳蜗项目的理由很简单，“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后，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我便动起了回国创业的念头。”失败怕什么再难还能难过当年？2005年，李方平认识了在美国留学的曾凡钢和傅前杰教授，他俩拥有多项人工耳蜗的专利。为了将研究成果带回中国应用，两位教授曾先后找过台湾、香港和内地的投资人，但都因投资金额高、风险大而婉拒了提议。

“第一位临床试用者是一位退伍老兵。当医生调试完26个电极，让他的爱人与他尝试对话时，老兵一言不发。结果下一秒，我就看到他的爱人一直给他擦眼泪。原来，老兵不是没听到，而是激动地落泪。看到这一幕，在场每一个人都红了眼眶。”

如今，越来越多的省份将“诺尔康”人工耳蜗纳入医保，这为更多原先被价格挡在康复希望门外的患者，重新打开了“有声”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