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中国的社会资源应该向两类人群倾斜）

第二个要倾斜的人群是就是精英阶层。大家千万不要一听精英阶层就有抵触心理。实际上我们不能忘却任何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有精英的这种努力来产生的一种引领作用，然后是我们老百姓共同的努力，把这个经济社会推向一个高度的。所以精英人才你是不能够忽略的。

那是不是效率原则就错了呢？也不是。效率原则也没有错，因为效率本身是提升经济社会价值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特别要注意要发挥这种效率的原则。

到了现在我们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一定的体量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继续的片面的去强调效率原则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贫富差距加大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国家也进行了这种这种政策的调整。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强调了这种公平性，就是让更多的人从经济发展当中获益，而不是经济发展获益的人不能是少数人群。

实际上我们提到资源就不可能不考虑资源的分配的问题，而说到资源的分配，学过经济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个话题，一个叫“公平”，一个叫“效率”。

去带动整个的这种社会的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而我们在此强调说中国的社会资源要向精英人士倾斜，这里必须要有2点说明。第一，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叫精英。在上一期我在评论方方日记那期节目当中，我就谈到了伪精英现象，明明没有什么能耐，非要贴一个漂亮的标签，然后又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于是就开始变得刻薄，有害于社会，有害于民众。这些伪精英这绝对不在我所说的经营范围之内，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强调效率，片面的强调效率就会出现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矛盾的凸显。而社会矛盾的凸显也自然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最终回过头来还是会伤及这个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这样看来，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确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公平的原则没有错，效率的原则也没有错。那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冲突如何去解决呢？

所谓社会底层，并不是说必须得是贫困的才叫社会底层，只要是这个他的生活是对社会的民生有一定依赖的，我们都可以叫做社会的底层。

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非常的大，尽管我们现在有序的正在复工复产，可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经济形势并不乐观。那么有很多过去是靠地方支柱产业来拉动的民生，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旅游是支柱产业，但是可以预见未来的旅游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恐怕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那个状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旅游业的相关的辐射的这些产业，他的这个经济生活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甚至基本的生存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威胁。所以在疫情之后呢，中国的社会资源必须向这样的一些人群进行倾斜，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社会的稳定，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不至于大幅度的下滑。

第二点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社会资源倾向给精英阶层，绝不是说财富的聚集，不是说要让财富大量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能够通过他们的创新精神来引领我们整个社会。

今天聊一聊疫情之后，中国的社会资源应该向哪些人群倾斜?

怎么去解决？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变量，这本身都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公平性，就有可能制约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比如说咱们中国就就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实行的是大锅饭，片面强调了公平。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开始变得不善于创造了，或者干脆的说就人变得比较懒惰了。这样的话，你的整体的经济价值是比较低的。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会出现整体的贫穷。

实际上经济学确确实实面对着一个公平和效率的这样一对矛盾。比如说曾经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书，作者呢叫曼昆。曼昆经济学里边一上来就先给你提出了经济学必须要面对10个权衡取舍。其实也就是10个比较难缠的矛盾。而在这10个权衡取舍当中，第一个就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那这两个原则到底谁对谁错呢？

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直接打破了片面强调公平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社会基准。所以它实际上就等于启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这种经济改革。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所有的大锅饭都打破了，然后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励出来了，所以才会有了我们后来的这样经济社会的这种高速的发展。所以我们说绝对不能片面的强调公平性。

那难道就没有解决之道吗？一般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说明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去进行权衡取舍，但是我们却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说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一定要打破片面的强调公平，要强调这种效率原则。比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初我们就提出来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嘛。当初很多人不理解，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经济社会的这种高速高度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当初我们在经济改革之初的这个原则是非常对的。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强调效率性，就是要通过效率原则来激励一些人的创新能力，使得这些人投入到这个经济改革的最前沿里边去，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两个都没有错，否则它就不叫做一个权衡取舍的难题了。先来说说“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你不能够体现出一种公平的话，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有悖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人类社会进步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维度进行衡量，但是公平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比如说我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社会的进步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他要强调人的公平性。假如说我们不强调这个公平原则，那岂不就是违背了人类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吗？不仅如此，我们人类社会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经济，那么经济的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应该是经济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假如说我们不强调经济社会的这种公平性，那么请问，经济发展的整体的提高又如何来体现呢？所以说公平的原则绝对没有错。

当然，我们过去的既有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先不去说，我们说从这次疫情体现出来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就是在这之后，中国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必须首先倾向于底层人群。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有一个中间阶层的的问题，中间阶层在我们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向这些人倾斜，而这些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所谓的名声来拉动我们整个的社会来对社会有所贡献。

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做一个说明，这个底层人群绝对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更没有抹黑的意思。因为只要有人类社会，它就一定有这个层级。即便我们将来发展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没有阶级了，但是你也不可能消灭阶层，

所以，我相信疫情之后，至少伪精英和公知群体会被社会淘汰掉。还有一些伪精英和公知的同情群体，比如说就像湖北某大学的那个梁某某博导，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公知的跪舔族，这些人也不可以得到社会的更多的资源。

结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疫情之后，中国的社会资源到底应该怎么去分配？倾向于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实际上我之所以放在疫情这个背景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疫情出现以后，实际上对全球的社会治理结构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过去片面的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面对这样一场大的灾难的时候，实际上是束手无策的。看看现在的美国和西方社会，自由竞争标榜的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面对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谁也解决不了这件事情。所以疫情肯定是对于今后不要说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治理结构，都会提出一些新的挑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应该如何去进行改革呢？

当然更不用说公知了。而我们所说的精英，是真正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价值的这样一个人群，比如说商业精英，像马云这样的；比如说这个科技精英，比如说像这次我们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对我们整个的抗疫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这是社会的精英。除此之外，还包括科技精英，像华为发明了5G技术，不仅对中国是一个引领作用，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再比如说像文化精英，在作家这个人群里面，比如像莫言，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文学水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比如像刘慈欣写出了能够风靡全球的科幻小说，这些都是文化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