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300余家高风险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小机构）

例如鞍山农商行2021年的不良率为25.10%、灯塔农商行不良率为21.54%，辽东农商行的不良率为11.52%，凤台农商行不良率为9.62%等。

其中，2017年-2018年，泰隆银行在福建省（政和县、福清市、长乐区、龙海区）、广东省（四会市、英德市）发起设立6家泰隆村镇银行，成立后不久就具备盈利能力。

大型银行评级较好，无高风险机构。在中小银行中，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也无高风险机构；城市商业银行的评级结果次之，有13%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2%。

不过从最近几年整体的趋势来看，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压降，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的高峰值是600多家。

“高风险银行的认定标准是非常复杂和严谨的，并不依靠单一或者部分指标的变化，而是依靠多种方式综合认定。当然，若某一或部分指标突然恶化，可能预示着银行经营不力或是出现风险的前兆。”一位地方监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就规模来看，上述“红区”机构（表示机构处于高风险状态）为366家，资产规模为5.61万亿元，占比为1.5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125家城商行中有13%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这意味着城商行中有16家-17家银行为高风险机构。

与之前相比，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中小银行增加了大概50家。《2021年四季度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128家城商行中有大概10%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2161家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高风险机构数量为186家，1649家高风险村镇银行的数量是103家。

从数量上看，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的中小银行约351家，这比2021年末的数据增加了大概50家高风险中小银行。从规模上看，所有高风险机构总资产占全部参评机构总资产的1.55%，2021年四季度高风险机构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

锦州银行发生风险的原因在于，股权高度分散，内部人控制严重，且资产规模大、同业关联度高。还有银行出险的因素是，公司治理薄弱、经营管理混乱，接连两任董事长违法违纪被查，风险逐步暴露，声誉严重受损，造成了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让净利润亏损、不良率逼近7%、总规模不足650亿元的沈阳农商行来承接资产总额1600亿元左右的辽阳农商行，这考验着辽宁监管部门等监管者和接盘手化解风险的能力。

数理模型采用国际及国内评级机构普遍使用的回归模型，目前选取全国3541家银行的数据为建模样本，采集2010年—2016年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单变量及多变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在140多项指标中筛选出能显著识别风险的指标，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和风险状况。

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资产占比超过九成，银行稳则金融稳。2023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的金融机构为366家，其中，13%的城商行（共计125家）为高风险机构，高风险的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分别为217家和118家。

合并重组也是化解银行风险的一种方式。有监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无论是城商行、农商行还是村镇银行，未来将大量合并，抱团取暖是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措施之一。

“规范公司治理、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成为中小银行的急需补齐的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还称，要加强地方党委对中小银行党的领导，强化纪检监察等监督作用。要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教育和行为约束，强化守法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督促股东依法依规行使权利，承担股东责任。要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公司治理实效。

5月19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2022年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对439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银行机构以及非银机构）开展金融机构评级，从评级结果来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风险总体可控。

不过，高风险的城商行不一定完全存在于上述不良率较高的城商行之中。例如，上述辽沈银行、蒙商银行是高风险城商行处置后的产物，由其他多家基础行或旧包商银行改制而成，均成立时间不长，其较高的不良率与历史包袱有关。

多位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部分村镇银行出现亏损、难以盈利的原因在于，村镇银行的规模不大，目前在存贷利率逐年收窄情况下，效益确实下降厉害，再加上村镇银行的管理成本、风险成本较高，出现亏损显得正常。“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村镇银行的并购交易将大规模出现。”有人士表示。

2022年5月，华安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村镇银行总资产规模为1.94万亿元，ROA为0.4%，资本充足率为15.7%，贷款余额1.19万亿元。2018年-2020年净利润分别为100.2亿元、101亿元、76.9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66%、3.7%、4%。

在处置风险后，尽管部分中小银行（例如恒丰银行、四川银行）逐步走向正轨，但依然有一些合并后的银行面临着亏损和不良率高企等问题。

近年来，村镇银行业务增速趋缓、经营表现分化，部分村镇银行资产质量压力逐步显现，甚至出现亏损。2021年，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村镇银行补充资本、强化风险处置。

不过，最近数年来，高风险机构总体呈下降趋势。相较于峰值时的649家，高风险机构数量已压降近半。

上述人士还称，上述数据统计截至日期是2022年上半年，经过2022年一年压实责任、真实化险整改，2022年底高风险机构又下降了一些。预计，2023年底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和总资产占比还会进一步下降。

农合行和农信社并不属于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发布的《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也未披露上述两类银行机构的不良数据。目前无法估量2022年这两类机构整体或者部分银行的资产质量。

“如某村镇银行掩盖不良贷款，2020年底，账面贷款不良率为2.35%，大量不良贷款分类为正常，实际不良率高达19.72%。”农业银行审计局武汉分局课题组在《金融会计》2022年第2期发文称。

作为金融“压舱石”，中国大型银行评级一向良好，少数问题中小机构改革化险需进一步推进。在366家高风险的金融机构中，16家为城商行，217家为农合机构，118家为村镇银行

二是外部监管尚需加强。2018年以来，金融监管机构对23家银行开展现场检查 176次，但有的检查过度依赖金融机构报送的“注水”材料，部分风险未被提早发现和纠正；20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中有9家从未接受过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其余11家平均两年不到一次。

“包商银行的经营失败反映出其内部的公司治理失效、不良企业文化、激进经营战略，以及外部的监管俘获，都是滋生风险的不良土壤。”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另一位国际评级机构分析师也表示，“通过观察中国银行业十余年，我不担心国有大行的风险，对中小银行的整体经营也有信心，虽然少部分中小银行存在一些问题，但不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编辑｜袁满

还有多地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改革在继续推进。相较于城商行和农商行改革已经形成系统性思路，村镇银行当下的改革方案正在完善。

另外，中小银行专业人才缺少的困境正得到监管的重视。监管部门正加快推动中国金融人才库建设工作。根据有关公告，银行业已启动首次信息征集，通过银行推荐，面向六大国有银行和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纳入符合监管部门任职条件、愿意入库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有意愿担任地方中小银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关键职务的人才。

相较于其他类型银行，村镇银行出现时间较短。2006年12月，为解决农村区域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原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体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 吉林、湖北等地设立村镇银行。

随着顶层设计的重视，以及更多措施的出台，问题银行将平稳退出，中国金融将更加稳健。“‘十四五’期末有望压降至200家以内。”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文称。

辽阳农商行已经连续多年未公布年报。截至2019年末，辽阳农商行资产总额1575.06亿元，实现净利润8.61亿元、同比下滑了5.3%。

部分农商行面临的处境同样不太乐观。2022年7月，沈阳农商行在其官网连续发布两则公告称，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同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辽阳农商行、太子河村镇银行的网点、人员、存款由沈阳农商行承接。

城商行的资产质量也有所好转，不过不良率仍处在高位。截至2022年末，城商行不良率为1.85%，2021年末和2020年末的不良率分别是1.9%、1.81%。

“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主要依靠健全的机制以及高管的担当。”一家农商行董事长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人民银行将评级结果按风险由低到高划分为11级，分别为1级-10级和D级，D级表示机构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其中，评级结果1级-5级为“绿区”、6级-7级为“黄区”，“绿区”和“黄区”机构可视为在安全边界内；评级结果8级-D级为“红区”，表示机构处于高风险状态。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质量变好。“国有银行风险资产暴露程度更加彻底，经济恢复背景下实现轻装上阵，资产质量有望继续优化。股份制银行风控水平弱于国有银行，但其全国性经营优势仍可分散其信贷资产组合，降低单一区域和行业变化对整体资产质量的影响，对其资产质量展望为稳定。”惠誉博华发布《2023年银行业分析与展望》报告称。

截至2023年5月22日，13家的其中10家已披露了2022年报，均实现了盈利，不良率变化较大，在0.16%-1.73%之间，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多位银行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可探索优秀的银行参股部分管理能力较差的小法人银行，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服务小微、乡村的能力输入进去，提升造血能力。

“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前几年一些地方名义上高风险机构下降了，但实现方式是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2022年初发现后，要求数据还原，所以有一些又变回高风险机构。”某资深监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剩余的300多家高风险的银行应如何化解？“高风险机构的风险积聚往往有迹可循。近年来多个典型风险案例中，有些高风险机构的部分指标表现异常。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些潜在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可有效避免损失扩大，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因此必须对异常指标保持高度敏感。”中国人民银行称。

在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抵抗力强，中小银行容易受区域经济变化、自身发展战略不明确、监管政策限制、风险处置能力较弱等原因的影响，更容易发生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末，沈阳农商行总资产649.4亿元；贷款实现282.3亿元；实现净利润-2892.3万元；不良贷款率为6.69%。

早在2021年末，一位接近监管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将夯实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促使审计署加强对中小银行不良的审核力度。

如何界定为高风险机构？这要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框架说起。中国人民银行为完善宏观审慎框架，对包括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商业银行、农合行、农信社等银行机构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进行评级。

就过往来看，当下绝大部分高风险银行的根源来自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例如，从1998年开始，“明天系”陆续通过增资扩股和受让股权等方式不断提高其在包商银行的股权占比，截至2019年5月末，已有35户“明天系”企业共持有42.23亿股，占全部股份的89.27%。

上述银行立足县域，深耕三农，专注小微，把“田间、地头、社区、村居”作为自己的主要战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13家泰隆村镇银行总资产157.31亿元，有效贷款客户4.34万户，户均贷款约30万元；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90%；100万元（含）以下贷款客户数占比超过95%、余额占比超过70%；500万元以下贷款余额超过99%。

专业评价采用打分卡模式。评价指标分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资产管理、资本及其管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盈利能力、信息系统和地方金融生态以及非银机构的特定风险等模块。除数理模型和专业评价，最终评级还充分考虑了非现场监测、压力测试、现场核查中发现的“活情况”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各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情况。

2010年村镇银行成立数量达到峰值。2012年之后，村镇银行成立数量回落。“我们在中西部地区也设立了一些村镇银行，原因很简单，一是相应监管的要求，二是村镇银行可以作为分支机构在异地开展业务。”一家拥有多家村镇银行的中小银行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

其中，临泽农商行不良率为6.14%，寿县农商行不良率为4.8%，铜仁农商行不良率为4.77%，赣昌农商行不良率为4.71%等。

不过，另外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村镇银行成长性依然较高。农信系统中，优异者为由浙江农信改制为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浙江农商银行系统下辖82家县（市、区）农商银行、农信联社，到2022年3月末，全系统各项存款余额3380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5838亿元，系统内不良贷款率为0.81%，拨备覆盖率509%。

“中小银行盈利的收窄，并不意着整个行业出现问题。头部的村镇银行依然稳健，关键在于村镇银行发起行的管理水平、风控能力、战略方向，这决定着村镇银行的经营能力。”另外一家中小银行人士表示。

例如截至2022年末，辽沈银行营业收入为-17.31亿元，净利润亏损29.32亿元，不良贷款率4.67%。

文｜《财经》记者 陈洪杰

企业预警通显示，目前，大概有350多家村镇银行披露了2022年末的有关数据，有42家村镇银行出现了亏损，94%以上的村镇银行净利润不足1亿元。其中广元贵商村镇银行在2022年亏损了0.95亿元，位居首位。

“对地方政府而言，应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责任，防止风险积聚。牵头拟定风险处置方案，通过注资、推动改革重组等方式，从资金、税收上予以支持，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应强化监管责任，严格金融机构股东管理，压实大股东和高管的自救责任，依法查处和追究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关责任人。此外，金融管理机构还需做好预案，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稳定市场。”曾刚表示。

除非银金融机构，评级均采用数理模型和专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数理模型和专业评价得分加权平均即为评级最终得分。

不良贷款率不是衡量高风险银行的唯一指标，但是一个最重要的观测“窗口”。

在过去几年，中国监管部门化解了“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海航集团等高风险集团的风险，避免了轰然倒塌，同时也阻断了风险的扩散和传染。

有分析人士称，截至目前，有部分城商行尚未发布2022年报、2021年报，高风险城商行可能分布其中。相较于村镇银行和农合机构，高风险城商行的影响范围更大，这也是近年来监管部门救助锦州银行、接管包商银行、促使各地多家城商行合并的原因。

就新进展而言，河南的中原银行已经吸收合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和焦作中旅银行；在农商行方面，河南也正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而辽宁仍正在化解当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中。

整体来看，大型银行运营较好，少数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省份存量风险已压降，区域金融生态得到优化。福建、贵州、湖南、江苏、江西、上海、浙江、重庆辖内无高风险机构；广东、安徽、北京等省市“绿区”机构占比均超过60%；15个省市辖内高风险机构维持在个位数水平。

不过，相较于国有大行较为严格执行监管要求，一些中小银行资产分类不准确，资产质量不实。例如，近几年来，村镇银行贷款风险逐渐凝聚，有的村镇银行贷款长期存在大量逾期不良贷款，有的将风险贷款采取转贷方式在正常贷款反映。

农合机构也是中小行高风险的易发地。中国人民银行称，2158家农合机构高风险机构数量为217家。

以城商行中较为特色的泰隆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为例，共13家，主要分布在浙江、湖北、福建、广东、河南、陕西等省份。

2022年6月21日，审计署官网披露《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称“审计报告”）显示，23家中小银行少披露不良资1709.62亿元。23家中小银行有9家资本充足率不足，13家未按监管要求对流动性进行全面实时监测，8家流动性指标虚假或人为调节，6家出现流动性风险后采取高息揽储等短视行为。

将时间进一步拉长，有一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已经陆续出清，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包商银行等也得到了相应的救助或处置，四川、河南、山西的城商行合并也已完成。

“对于处在安全区内的机构开展预警工作，及时发现异常指标和苗头性风险，采取措施促使大部分银行异常指标回归至行业正常水平，做到抓早抓小‘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中国人民银行称，另外，采取“一对一”通报、约谈高管、下发风险提示函和评级意见书等多种早期纠正措施，增强金融机构风险防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选取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对其增量的高风险机构，强化“早期纠正”的限期整改硬约束，做到“不纠正即处置”。

上述《审计报告》也同样显示，中小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薄弱，外部监管不到位。一是内部治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审计的23家中小银行和20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衡机制失效的问题，主要是董事会和经理层职责模糊，监事会职责悬空或走偏；内控合规形同虚设，授信管理、贷款“三查”等核心业务制度和内控流程缺失或执行不严。

在已经公布不良率的100家左右城商行中，2022年末有多家城商行的不良率较高。例如辽沈银行不良率为4.67%，蒙商银行不良率为3.51%，曲靖市商业银行不良率为3.26%，盛京银行不良率为3.22%，张家口银行不良率为3.00%。

原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31%、1.32%，城商行的不良率为1.85%，民营银行的不良率为1.52%，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22%，外资行的不良率为0.72%。

“大型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当下，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均在安全边界内。未来将对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拆弹’。”某接近监管人士对《财经》记者称。

2022年5月，原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被果断查处，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2021年以来，金融风险重灾区的辽宁，已对63名中小银行“一把手”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

在控股包商银行期间，“明天系”通过虚构业务，以应收款项投资、对公贷款、理财产品等多种交易形式，共占用包商银行资金逾1500亿元，占包商银行资产总规模近30%。“明天系”长期占用资金，无法归还，严重侵蚀包商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质量。“明天系”股东多次尝试重组包商银行，但均以失败告终。2017年开始，包商银行的风险逐步暴露，经营难以为继。

相较于城商行和民营银行，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更低。截至2021年末，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63%，2022年末降至3.22%。根据企业预警通统计，截至5月22日，有400家左右的农商行公布了2022年末的相关数据，其中89家的不良率超过3%。

2022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去年被查处的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宋亮，曾任内蒙古金融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受其影响，内蒙古多个银行‘一把手’、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两任董事长及一批其原下属先后落马。”

不过，Wind（万得）显示，有38家农信社披露了2021年末的财务数据，阿坝州农信社不良率最高为7.91%，不良率在2%以上的有9家，罗源县农信社不良率最低为0.7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在2022年称，对问题金融机构而言，应强化自身责任，包括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明确战略方向、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等。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夯实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除已经出过险的锦州银行、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其他高风险的中小银行分布何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显示，19个省市辖内高风险机构维持在个位数水平。但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

同样，监管部门尚未披露村镇银行的相关数据。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村镇银行的数量为1649家，高风险机构数量为118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