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四线小城（一群说脱口秀的人）

编辑｜余乐

这几年，观众们看到了笑果强大的吸金能力，也看到了脱口秀一线明星们的超高人气。但是，在聚光灯之外，像“顶嘴”这样开在小城市里的脱口秀俱乐部里，演员们对收入仍然不敢有什么奢望。

除了易航自己，“顶嘴”的其它演员都是兼职，也几乎没有人有专职的打算，因为在盘锦，专职说脱口秀养活不了自己。“家人也会觉得这个工作不够稳定。”演员陆陆的妈妈最初也反对她说脱口秀，直到陆陆能兼职一个月拿到三四千元，她的妈妈才终于接受。

后来人越来越多，易航就办起了一个月一场的演出，票价30元。酒吧特别小，30个观众就坐不下了，演员上台都得从观众堆里挤上去。朋友们在台上玩各种花活，唱歌、说段子。“自己做的事情挺酷的，就会吸引来一堆人和你一起做。”易航说。

自2017年前后《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线上节目打开中国脱口秀的市场后，脱口秀文化从上海逐渐向内陆城市蔓延。根据娱乐资本论2022年的数据，全国共142家脱口秀俱乐部，大多数成立于2019年到2020年，覆盖了国内绝大多数省份。四线城市星星落落地筹建起正规的脱口秀厂牌，小县城中也出现了零散的脱口秀演出。

在对笑果文化的处罚通知中，北京市文旅局宣布没收笑果在两场演出中的违法所得，金额为132万余元。这个数字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一场脱口秀居然就有60多万元收入？”

如今，“顶嘴”更多追求的是让观众“失智”，在笑的时候有一种缺氧感——放下思考，纯粹地开心。

表演脱口秀一年，墨非还没赚到过钱，上开放麦甚至来回打车还要自己掏22元，还不算水钱。她唯一的进账是新人赛得了冠军，拿到了1000元奖金。好在，能不能赚钱在墨非看来并不重要，有没有写出好段子最要紧。

平常开放麦只有20个观众，但有一次来了130人。那天墨非讲的段子是痛经，“痛经，很痛，怎么形容呢？阿基米德如果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这个支点就在我的子宫里。”这句说完观众没有笑，墨非还有点心慌，停顿了一两秒钟之后，台下开始欢呼沸腾。

随着脱口秀在盘锦越来越出名，专门跑来喝酒的顾客越来越少，导致酒吧收入非常低。后来，在盘锦市广厦艺术中心的扶持下，易航和小伙伴们把厂牌搬到了新场地。商演慢慢地越来越多，还有投资人来看演出。

“最开始所谓的开放麦就是一个噱头”，没有特意的脱口秀时间，哪天顾客多，易航就给他们来一段。说段子的时候，台下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闲唠嗑，甚至有观众带了火锅在涮。

如今，在这个行业空前震荡的时期，他们只希望在加强整改和自律的同时，有机会把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易航说，自己从业之初总是想着“让观众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结果特别糟糕——年轻观众听到冒犯的东西，就会“噌的一下”愤怒起来。后来，他改用平视的视角，用商量的语气和观众互动，效果才好了起来。“没有人想花钱来上课。”他说。

这是“顶嘴”的一场日常演出。演员大炮充当主持人，率先和观众互动。台下好几个大喊：“我！”大炮又打趣说，“第一次来还真敢响应啊。”

2023年5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就笑果文化旗下脱口秀演员李昊石（House）演出中侮辱人民军队一事，决定进行严厉申斥。此前，北京警方已就此事立案调查。事发后，作为行业龙头的笑果文化在全国的演出均无限期暂停，其余公司的脱口秀表演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

在上海录节目的这段时间，易航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小易觉得自己要燚了”。回到盘锦后，他最想做的事还是让“顶嘴”的观众席坐得更满一些。未来，易航还是想搞线上节目，但他也知道，网络会放大一切言论。“线上显然是一条更难的路。”

“脱口秀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相容的。”“顶嘴”俱乐部的另一位演员墨非说。

之后，汉雄真正下定决心入伙。2018年，他和易航花五六万元盘下一个店做酒吧，“想给自己一个空间和平台。”酒吧里卖酒，也有驻唱歌手。歌手不在的时候，易航就上去讲几句脱口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易航是老板，顾客都很捧场，在下面一边听一边笑。

易航一上台，场子明显热了起来。场下观众开始欢呼。这是易航做脱口秀的第四年。易航是他的艺名，取自谐音梗：干一行爱“易航”。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总带有一种亢奋的欢乐，说几句话会大笑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笑岔气了。

“顶嘴”的第一场演出没有收门票，易航和朋友们一共五个人，在台上演了90分钟。演出结束时还下着雨，台下的观众没走。易航问他们，是不是不想走？于是又说了90分钟的开放麦。

演出开始前，演员要和志愿者们一起摆好椅子。晚上7点半左右，观众们相继落座。赶上节假日或者有大牌演员来盘锦，一场能坐200人左右，平时每场观众也就100来人。

在四线城市说脱口秀，演员的创作压力更大。大城市的演员写一套15分钟的段子，可以拿着讲很长时间，但是在盘锦却行不通。大城市里人口基数大，脱口秀观众也多，每个场次几乎都会换一批观众。盘锦观众更新则速度慢得多，有时候演员在台上讲上句，观众就知道下句是什么了。

演出场地不大，收入微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兼做其他工作来养活自己。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更多地是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

虽然俱乐部经济上仍显窘迫，但经过几年的开拓，易航明显感到盘锦观众的欣赏水准在往上走，这也倒逼演员们必须拿出层次更高的作品。

易航曾是一名互联网“大厂”的普通打工人，几年前辞去工作回到盘锦，然后创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脱口秀厂牌。演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从未有过演出经验。他们克服了内心的自卑与恐惧，逐渐适应走上舞台的感觉，为观众带来笑声。在他们的努力下，脱口秀文化逐渐在这座四线城市扎根，在东北的二人转氛围里撕开一道口子。

之后俱乐部就开始卖票商演。商演最初，易航还想了一招儿——办盘锦巡演卖票送月卡。几场巡演买了票的观众，都会给免票，保持每场演出下面都能有二三十个人。“其实到最后反而那些免票的人不来了，可能大家觉得该帮的都帮了，最艰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易航说。

脱口秀在国内一直颇具争议，支持者认为这种舶来品本来就是“冒犯的艺术”，反对者则认为艺术不是“冒犯”的挡箭牌。“House事件”更是引来了大众对整个行业的质疑。

2017年12月30日，易航试着开了场脱口秀派对。场地很小，总共只有三四十平米，但场景却让汉雄被感染到了。“时髦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在一线城市里才能有，我们小城市也可以。”

在银行朝九晚五的天龙看了一场表演后，就产生了加入“顶嘴”的想法：“这玩意我也能说”。很快，天龙就拿到了新人王比赛冠军，顺利加入了“顶嘴”。

易航认同这一观点，“脱口秀想改变一批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发现你只能找到同类的人。

剧场并不算好找。观众要先到盘锦市广厦艺术中心，上到对应楼的二楼，穿过一个威士忌酒吧，才能找到演出场地。这个空间是广厦艺术中心支持的，不收租金。

在教新入行的演员时，易航强调的永远是专业，让他们从一开始就遵守一些专业标准和职业规范。“开黄腔”和“打压弱势群体”在“顶嘴”则是不能碰的禁区。“段子要写得优雅。”墨非总结道。

墨非是一名考研辅导老师，从2020年开始看“顶嘴”的演出，2022年初报名参加了培训班。第一次，她写出来的稿子很差，易航问她：“你这一段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这一段的语言别人听不懂，你的情绪是什么？”连珠炮一样的几个问题有点吓退墨非。后来每次易航再问类似问题的时候，墨非都会有点PTSD（应激综合征），“昨天读稿会，我坐在那里手都哆嗦。”

“我问下大家，有第一次来的吗？”

易航和伙伴们从2017年开始默默耕耘，好不容易培育出一块不算大的市场。迄今为止，“顶嘴”仍是盘锦唯一的脱口秀厂牌。这座剧场不仅让演员们多了一份收入，也凝聚着这座四线城市的欢乐，为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现在，易航、陆陆、汉雄、大炮和观众们，都期待着表演能继续下去。

2019年，易航决定正式创立一个脱口秀厂牌。“顶嘴”名字来自《麦田的守望者》，读高中时易航特别喜欢这本书。后来发现有乐队也叫麦田守望者，他们有一首歌就叫《顶嘴》。这个名字也和脱口秀的内核相符。

有一次，一位外地的四线城市演员来盘锦讲了黄段子，台下的观众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情绪。这让易航感到很开心——对黄段子的反感，代表着盘锦脱口秀观众和北京、上海观众欣赏水平的趋近。“吐槽的尺度把握好了就是段子，不好就是低俗。”汉雄总结道。

后来，为了从观众中培养出更多的演员，“顶嘴”也开设了训练营，由易航主讲。课程为期两天，内容围绕在写梗技巧和喜剧理论上，比如喜剧的内核、喜剧的意义。课上还会让大家都尝试写稿。

掀开红色的演出帘子，会看到一个100来平米的场地。红色帘子绕场半圈，中间布置着一个半圆形的木质舞台，上设一米多高的话筒，正中央打出厂牌名字：顶嘴脱口秀。角落里搭起一个黑色小空间，算是后台，道具杂乱地陈列其中。

观众小四从小有严重的自卑，读中学时曾遭遇过长时间的校园霸凌。那之后很多年，他失去了大声表达自己喜怒的能力。没想到，在“顶嘴”，一次效果不好的演出治愈了他的自卑。

事件发生时，脱口秀演员易航正在上海录制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他希望自己能通过节目火起来，“不至于一炮而红，肯定会比之前有点名气。”这档节目何时上线还是未知数。

除了易航的强调，演员们还会自发地在吐槽后“圆”回来。一次，演员汉雄在段子里夹杂着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吐槽，然后连忙补了句：“但是我也不配当老师，我文化课分不够，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考上。”“圆”是为了让观众开心，不冒犯过度，同时也能规避风险。“能做到现在挺不容易的。”汉雄说。

易航一直在思考边界和尺度的问题。他说，“冒犯”应该是开了玩笑后还让对方觉得可爱，而不是骂人，那只是“纯粹的不尊重”。

那是一次开放麦，场子很冷，坐在下面的他也没听懂演员想讲什么。但是，他惊讶地发现，虽然20多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观众有反应，但那位演员仍然站在台上，继续讲着自己的段子，有时忘了词，停顿一下还能继续。演出最后，观众们一齐鼓起了掌。那场开放麦刻在小四心里许久，他第一次发现，出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慢慢地开始解开了心结。现在看演出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自如地和邻座观众交谈了。

几年下来，“顶嘴”逐渐在盘锦培养出了一群脱口秀观众。有一个观众叫“司老师”，基本每场都来，甚至连段子都可以背下来，而且每场都会笑。越来越多原本胆怯的人从观众席踏上舞台，开始尝试表演段子。

3月份，墨非上了开放麦，但直到5月才收获了笑声和掌声。那次开放麦说的段子是墨非自己的故事，写的很真诚。“在那之前（演出效果）一直都比较冷，那一次在灯下，才感觉和大家找到共鸣。”易航高兴地呼吁观众再给墨非鼓一次掌。

2017年，易航从百度辞职回到盘锦。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验在这里没有任何用处，他也不想在盘锦做互联网产品。他喜欢自由，讨厌职场文化，“只要上班就没有办法逃出去。”于是，他想到了说脱口秀。

“如果出现不当言论的话，肯定是禁演。”易航说。他告诉我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顶嘴”就非常重视内容自查，无论是打磨段子，还是演出后开复盘会，都会强调不能触碰红线。“这是一个业内人士的自觉。”

国内的脱口秀行业正经历着史上最大规模的震荡。

文｜《财经》记者 王雨娟 实习生 刘嘉欣

“原来这么多人都和我想的一样，”墨非激动地说。脱口秀也是寻找同类的过程。想要观众对段子的内容产生共鸣，演员需要依据自身经验创作，写的时候会意识到哪里可能是。

那一年正是脱口秀行业标志性的一年，《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创造了大量听脱口秀的需求，脱口秀演出开始从一线城市向外扩散。年底，易航找到初中同学汉雄，说起要在盘锦做脱口秀的想法。汉雄第一反应是“在盘锦搞这么时髦的东西好扯”。

迄今为止，“顶嘴”从盘锦市广厦艺术中心迁到了一家商场里。新场地能坐300多人，比旧场地大了一倍多，但是也无法再得到艺术中心的扶持了。每月1.5万元左右的场租带来了不小的财务压力，目前收支还只能打平。

“那一晚我们觉得特别开心，觉得这个事能成。”

一位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的观众告诉我们，她第一次看到“顶嘴”的演出消息时候，刚刚结束七年的恋爱长跑，恢复单身。在她最痛苦无措的日子里，是脱口秀陪伴了她。“顶嘴”每周一次的演出，她都会买票。坐在台下，进入一个又一个演员的段子，她感到自己变得轻盈起来，痛苦在离自己远去。连续大笑几次脑子似乎会停止运转，“你除了开心不记得任何别的事。”她说。演出停止后，她“只记得自己大笑了一整晚，连因为什么笑都记不起来了。”

后来，在易航的带领下，“顶嘴”才开始转型，改掉那种“低俗”的风格。观众也逐渐改变了口味。

与明星众多、估值达数十亿元的笑果相比，盘锦的“顶嘴”可能更能反映出这个行业中普通公司和演员的生存状态：他们在低线城市艰难地开拓着市场，演出场地不大，收入微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兼做其他工作来养活自己。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更多地是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

起初，天龙对脱口秀没有概念，认为上台就是搞笑，就是玩。后来接触的人多了，听了去一线城市参加过训练营的演员回来分享，才听到“内核”“效果”这些原本没听过的概念。“我们就像是在村里没网、没有通讯设备的一群农村人，听省城来的技术员讲省城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坐村口一边抽大烟一边说‘对，这玩意对’。”

盘锦市的支柱产业是油田，常住人口为140万，是典型的四线城市。“小到如果你想拿到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只需要打两个电话就可以了。”汉雄说。但是，许多盘锦人对一线城市的流行趋势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油田的人大多是跟着父母从外地来的，骨子里带有大城市的习性。

2019年成立的初期，“顶嘴”脱口秀存在不少黄段子。观众都是穿白背心、戴金链子的大哥。那是县城脱口秀的常态。易航却认为那是演员们既不懂，也不会写段子的时期，不讲究创作手法和表达技巧。他希望大学生和白领也能愿意来看自己厂牌的演出。

拍完节目后，易航将会回到老家辽宁盘锦——一个标准的四线城市。在那里，由他担任主理人的“顶嘴”脱口秀俱乐部还在演出，只是观众人数略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