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多省新人领证数暴跌：生育成本过高是根本原因吗？丨快评

刚刚过去的5·20，全国多地结婚对数均较去年有大幅降低。以下为六省数据，降幅按照升序排列。

江苏：今年当天11156对；去年15003对。同比下降25.6%。

四川：今年1.6万余对；去年2.5万余对。同比下降36%。

福建：今年6270对，去年10159对，同比下降38.3%。

广东：今年12450对，其中“跨省通办”1813对；去年20892对。同比下降40.4%。

贵州：今年6873对；去年14876对。同比下降53.8%。

湖南：今年4576对；去年17595对。同比下降74.0%。

5·20是一个好口彩，许多想领证的新人会考虑这一天，故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节点与风向标，可以管窥这一年的结婚登记情况。显然，今年的数据比较惨淡，如何释读？

或有人说，今年5·20是周六，本是休息日，可能一部分新人以为不开放而错过了。这个解释应是不成立的，因为5·20是特殊的日子，开放领证，已建立了社会共识。并且，一般而言结婚登记是先预约然后再去现场办理，新人在预约时会看到5·20这一天可不可选，想要错过不容易。故而，上述省份今年与去年的5·20领证数据是可比的。

不难想到的释读是：5·20新人领红本的数据同比大幅下降，反映结婚率大幅下降。

这也可以和民政部历年的数据相印证。自2014年以来，中国结婚对数及初婚对数进入持续下降通道。2014至2020年，历年结婚对数依次为1286.6万、1213.4万、1132.9万、1059.1万、1010.8万、926万与813.1万。2014至2020年，历年初婚对数依次为1143万(88.8%)、1054万(86.7%)、957万(84.5%)、873万(82.4%)、799万(79.4%)、699万(75.5%)与614万(75.5%)，括号内为初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2019与2020年初婚对数只占大约3/4，这意味着无论看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初婚对数都在显著下降，七年之内几乎腰斩。这一指标尤能反映年轻人婚恋状况。

2021年全国结婚对数为764.3万对，初婚对数未知，但跌破600万对是肯定的，实际数据应是500多万对。2022年前三季度结婚对数为544.5万对，预估略多于700万对。如此看来，今年5·20 结婚对数延续了2014年以来的稳定走低趋势，而且下降的斜率更加陡峭，没有筑底的迹象。

此外，还可以用新生儿出生数量与头胎数量进一步印证。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第一年，这一年与下一年，新生儿出生数量均超过1700万，分别为1786万与1723万，此后延续了逐年稳定下跌的趋势，每年突破一个或两个百万大关，至2022年降至956万，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46.5%，六年之间几乎腰斩。

头胎数量/新生儿出生数量的占比，2021年为44.1%，2020年为43.1%，2019年为40.5%，2018年为49%。

可以看出，结婚对数是新生儿数量的前瞻性指标，初婚对数是头胎数量的先行性指标，相关性也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年轻人结婚率为什么会在大幅下降？

一个能立马想到的原因是适婚年龄的男女数量处于持续下降通道之中。这诚然是对的。

2010年六普数据，0-9岁、10-19岁、20-29岁、30-39岁与40-49岁的人口分别为1.46亿、1.75亿、2.28亿、2.15亿与2.30亿，后三组是2010年时的生育主力，合计为6.73亿人。10年后，第二组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替换掉第五组，合计为6.18亿人。以此粗略估算一下适婚男女数量从2010到2020年十年间的下降，绝对数字下降了5500万人，下降比例为23%，平均每年下降2.58%，这一下降的斜率是比较平缓的，显然不足以解释年轻人结婚率大幅度下降（斜率陡峭），故而只是次要原因。

排除了其他可能，剩下来的选项哪怕看起来再不合理、再简单粗暴，也就是唯一合理解释。显然，年轻人结婚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只能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在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子了。

更进一步，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生子了？这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这里扼要阐释一下。

有人用生育成本太高来解释，那肯定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生育成本分为两块：一块是直接成本，生养孩子、教培之类的直接支出；另一块是女性为此放弃的职业机会与收入。

前一块弹性是很大的，丰俭由人，富有富的养法，穷有穷的养法；增长也是缓慢的，过去几年之内并没有暴涨的迹象。

后一块过去几年其实是下降的，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目前已比男性低20多个百分点。女性因为生孩子而暂时退出职场才构成生育成本。女性因为不想找工作而不进入职场或找不到工作而退出职场则不构成生育成本。若是年轻人结婚率下降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同时存在，那么就可以用生育成本上升来解释前者。但现在是年轻人结婚率下降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同时存在，那么就不能用生育成本上升来解释前者。不进入或退出就业市场的女性，这一块成本会变得很低，因为当她们重新走入职场，因为没有之前的工作积累，往往只能从事低薪职业。

而且，生育决策不等式是生育收益>生育成本，单看成本端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收益端与成本端对比才有意义。生育收益有金钱收益与非金钱收益。在社会化养老之下，金钱收益趋于消失，如今还有几个人考虑养儿防老？非金钱收益的有无、大小则取决于价值观。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子，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变了，消解了生育的非金钱收益。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