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治理必须发挥税收作用丨书评

文丨龚秀国（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教授从国际财税体制改革角度，对美国前共和党政府全球治理策略进行了研读。特朗普当局认为，美国要摆脱财政困局，振兴制造业、增加就业，就必须增加税收；而基于目前美国联邦税制的结构，只有改革国际税制，堵住跨国避税漏洞，才能既增加财政收入、回应选民要求，同时又能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操之于己手。

《美国国际税制改革与资本回流原理》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对于美国国际税制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变化的解读，分别论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收益问题、冷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调节及其变化，进而归纳出美国跨国投资的四大特征并指出，不断调整和完善国际税制成为美国调控全球投资布局的重要手段。接着在第二章阐述美国公司所得税与资本跨国流动的关系，着重研究决定跨国投资的有效税率变化和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动问题。第三章在研究外国来源所得税与F分编规则后指出，国际税制的先进与否对跨国投资流动和联邦财政都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国际税制的目的是解决财政资金筹措和跨国避税以及跨国企业倒置难题。第四章核心是研究公司倒置与投资收益剥离原理，包括跨国公司并购与税收归属、跨国公司倒置交易现象与理论解释、税收天堂与跨国公司投资收益剥离、跨国公司倒置交易税收处理、跨国公司倒置的税收治理与改革等五个问题。作者认为，美国跨国投资在全球形成的跨国投资和供应链两个三角关系具有内在稳定性，《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不能完全切断两个三角关系，预示着这次国际税制改革不会完全成功。第六章《与参与豁免税制》研究当代跨国投资税收的两种体制与参与豁免税制改革的逻辑，阐述参与豁免税制改革的四大内容，即外国收益遣返、跨国收入的税收分配与反滥用规则改革、对跨国公司倒置的惩罚规则、国际税收协定与国际条约遵从等。作者认为，美国国际税收体制转型对于解决跨国投资流出问题意义不确定，而且财政税收政策效果也不确定。在第七章《美国国际税制改革与跨国资本回流》中，着重阐述国际税制变革与跨国公司选址的原理、影响跨国公司选址的四大因素，新税法的GILTI、FDII 及BEAT 税与跨境资本流动、遣返税与跨境资本流动、税制改革与国内投资变动分析，以及税制改革的投资回流效应与公司倒置遏制效应。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国际税制转型、改革企业费用处理规则、改革企业融资模式都有利于跨国公司增加美国内投资，但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逻辑，实际上，新税法对美国经济的长期贡献“得不偿失”。综合2017年美国国际税制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最高贡献率仅为0.3%，要真正抵消减税的财政损失，经济增长率起码要超过5%。但从长期趋势看，这是极不可能的。

税收是推动国际跨国投资流动的基础杠杆。随着当代社会的进步，在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进程中，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被日益放大。美国现代所得税制诞生一百多年来，在筹措财政收入、体现社会公平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历史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冷战后期全球化迅速展开，跨国投资日益发展。以美欧为一方的主要资本来源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为一方的资本东道国之间，跨国资本流动格局急速壮大，带动了科技创新从美欧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扩散，并进而形成了以亚太为全球产业链主要核心的产业分工结构。近年来，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资本的跨国流动更出现了新的趋势，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经济的产业梯度差，将重资产项目、研发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专注于金融中心功能，并借助国际劳务价格差，在东道国赚取超额利润；借助美国国际税制的递延税制等“漏洞”，任意拖延纳税并实现漏税；同时还利用货币替代性原理，“巧妙地”将海外收益投资于国内公债、企业债和股市，并实现股东利益分配，从股市套取资金，这些都是跨国公司实现资本跨国转移的前提，也是东道国足以吸引高科技投资的重要条件。而且由于全球还存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避税天堂”或“国际金融中心”，它们更是为西方跨国公司实现避税创造了天然条件。由于跨国公司进行国际投资造成的产业转移和就业转移，已经与跨国避税的危害同样大，三十多年来美国要求进行国际税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同时联邦政府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通过调整相关的税收体制和行政立法，控制跨国投资的流量、流速、税收的贡献等。这就是2017年特朗普当局上台后所极力推动的联邦税制改革的大背景。

作为目前国际税收和跨国投资理论研究领域还不多的重要成果之一，李超民教授《美国国际税制改革与资本回流原理》的理论和实证特色是显著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所揭示的税制改革与跨国投资的原理、研究结论和一些政策建议实际有价值的。相信它的正式出版，将推动国内有关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同时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