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成竹的主人公是谁 胸有成竹的典故是谁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摄影报道
罗伟章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但他写得最得心应手的,还是与他生命出发的地方——川东北乡村相关。那片土地的坚忍、静美,那里的孤独、隔膜,一直是他写作立足所在的肥沃土壤。在书写其质朴美好的同时,也不避讳它的野蛮与势利。对家乡眷恋但不一味颂扬,有隐忧但也不粗暴批评。他至今已发表出版10部长篇小说以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在文学意义上构成了一道逶迤的大巴山风景。像《饥饿百年》《谁在敲门》和“三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在文学圈口碑很高,广有声誉。

拥有自己写作的特定地理和命定方向
米兰·昆德拉说过,一个作家,有童年就够了。有这种看法的作家不在少数。这个说法尽管指意丰富,但其中必然包括成长环境的意思在里面。
罗伟章在写作实践中也体会到,一个作家最好有一个自己的“特定地理”,“这个特定地理,最好与写作者的生命有着深度联系,是成长期的联系——你在成长的同时,把你生存的环境也融进了血肉,就成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写作的时候,将小说地理设定在那个环境里,你便胸有成竹,人物自在活动,人物会碰见什么,会被什么东西绊一下,会闻到什么气味……都是自然而然的,闭着眼睛,就无比清晰。生活的质感因此扑面而来。”
读罗伟章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特定地理”就是在其作品中多处出现的那个有着3层院落的大巴山余脉的村庄,像福克纳笔下那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写不尽,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人物进去。“那里就像个舞台,上演着不同的戏。”
但“特定地理”不是目的地。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只是一面镜子,确切的说法是一只天眼,通过这只眼睛,他要侦察的是时代变迁,是发掘和呈现不曾被人们好好意识到的心灵幽暗之地,表现当代人的自我与他者,表现人心与环境和时代的关系。
罗伟章深信:“不管多么坚硬的现实,一旦写到位,就会成为象征,成为寓言。现实主义作品只有写到这个份上,才配称为现实主义,否则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矮化甚至否定。作家需从现实中看到更深邃、更辽远的东西,看到来路和去向,才能真正把握现实。今天,外部世界激烈动荡,不确定性变得前所未有,人的内心也会更加难以捉摸,困惑、焦虑、欣然与期待,交融互生。这些东西往往不显形于外,作家须潜入人物内在星空,才能打通暗渠,呈现交融的景观。”
这是罗伟章给自己的文学使命,也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前进方向。一个作家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是跟其出生环境、成长时代、人生经历等等密切相连的。尤其对于那些能写到一定高度和深度的作家,更是如此。罗伟章将之称为“命定的写作方向”,“如果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意识不到自己命定的写作方向,只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在现实生活中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生命就有了光。这是罗伟章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看到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使命感不是个大词,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尽心干好自己的事,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是写小说的,把小说写好是我的职责,没写好,就是失职。阿伦特大概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人有两种:一种人消耗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去攫取名利;另一种人塑造身份,为拥有的身份注入光芒。后一种人是社会的脊梁。”
一个好的文学写作者都是高度敏感的。这种敏感不是指性格的脆弱倾向,而是一种细腻的感知力。在罗伟章那里,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气息的捕捉:一个声音,一个画面,都可以成为触发他创作一部作品的契机。
有一次回达州老家,罗伟章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在村庄各处转来转去,什么也不干。这种奇怪的状态,触动了他,借助艺术想象和虚构,罗伟章写出了《声音史》。这部作品,被批评家雷达认为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但罗伟章不认为是“乡村心灵史”,而是“自然心灵史”。
《隐秘史》的写作缘起也是因为回老家。他听说老家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来历不明的尸骨。“来历不明”几个字刺痛了罗伟章。这几个字表述了一个事实,却是冰冷的事实。“这时候,文学就该出场了,”罗伟章说,“文学的独特价值,就是赋予生命以温度。所以我决定让他活过来,让他开口说话,说出他的歌哭悲欢,并让读者从他的悲欢里照见自己。”
他是在写现实中的人,但又不仅仅如此,“如果一个作品越写越像自己或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作品就败坏了,越写越不像,作品就成了——是因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实了。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
当然,也不是只有回老家才能摸到素材。对于罗伟章而言,素材遍地是,只是你得有发现生活裂缝的能力。“生活的裂缝隐藏在生活的常态里,一句口头禅,一个习惯动作,背后都是人生。人生没有小的,人生都很大,这当中考验的,是作家能否写出那种大。”

正中靶心捕捉事物和情绪的文字准确
文者,纹也。对文学质地要求很高的小说,毕竟不是故事会,语言的光彩非常重要。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有的长篇小说虽然很有名,但死活就是读不下去。很大原因在于,这个小说的语言气味,令人生畏,或者说有点隔。罗伟章的小说是好读的。
在《谁在敲门》中,写“大姐”去“父亲”灵前哭,哭之前,“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大姐静了下来。是那种被浸润的静。大姐的整个身体,都弥漫着青色的光。那是悲伤的颜色。从里到外的悲伤,让她这般静如深谷。即使是喧闹的悲伤,也是一种静。何况悲伤是不喧闹的。所有悲伤的声音,都是安静的声音。”
熟悉罗伟章的人不难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跟他小说的语言是一致的。这种语言不是凹造型的华丽辞藻型,而是通达和幽默凝练出来的准确与生动。对这种描述,罗伟章很认同,“尤其是准确,正中靶心的准确,捕捉事物和情绪的准确,非常难。但值得为之努力。”
众多批评家都谈到过罗伟章的小说语言。《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编杨时旸在评价他的最新长篇《隐秘史》时说:“语言很妙,写沉重却有透明质感。”有出版人看了《谁在敲门》后,对罗伟章说:“你的语言不是写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罗伟章分析说:“语言在情感和思想之后,情感有了,思想有了,语言自然就有了。语言能力是审美能力的综合。但专门的语言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托尔斯泰到80岁还在像小学生一样练习造句。”
常常见到有人会说,写作者总是孤独的。罗伟章的体会是,当然,会孤独,但孤独也分方向,有的孤独是消耗型而不是生长型,它让人与世界割裂并且丧失信任,这里的“世界”,也包括自己在内。
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多次发现,当我深陷孤独时,根本就写不出一个字。只有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有了内在的循环和交流,思路和文字才有水汁。和解完全是心理上的,哪怕身处荒野,百里无人烟,也可以感觉到彼此的亲近。写作真像是一场孵化,需要温度,且要适度,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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