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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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085年到1102年，前后不到20年时间，是北宋政治上最混乱、最堕落和最富于戏剧性的时期。这20年间，经历3位皇帝、两位太后，改元6个年号，分属6个针锋相对的“政治时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戏剧，在这20年间翻烙饼式地来回上演。

蔡京是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进士，说是青年才俊并不过分，他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蔡京已经做到开封府知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然而，宋神宗一死，司马光上台当宰相就搞“元佑更化”，由于此时司马光身体已经不行，经常要躺在病床上，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各级官员5日之内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恢复之前的“差役法”，帝国官员都认为时间太紧迫，不可能实现。风口浪尖的蔡京投机选择“紧跟领导”，放弃自己当初改革的政治理想，他以杰出的才干和充沛的精力，居然在司马光的限期内完成了任务，不但保住了官位，还受到司马光宰相的高度赞扬。蔡京后来的奸臣道路，应该就是从此时开始迈步的。

“元佑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三个非理性表现，是以“诗案”打击“元丰党人”。“元丰党人”也曾制造过“乌台诗案”打击政敌，但“乌台诗案”事主苏轼确有讽刺时政的诗文，最后受到牵连的也仅苏轼一人。（注：苏轼被御史弹劾，称其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该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

宋哲宗本没有什么政治理想，“绍圣”年号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章惇所想继续的改革，“政治油子”蔡京劝宋哲宗敷衍了事，他也就敷衍了事。而章惇和“元丰党人”10年来的政治怨气却如鲠在喉，残酷的政治倾轧已经扭曲了章惇的性格，以牙还牙的党同伐异便成为必然选择。

苏轼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时年36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其年仅10岁的儿子宋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痛恨王安石变法，召回王安石变法时的两位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宰相，形成风云历史的“元佑党人”。

宋神宗赵顼

“元佑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一个非理性表现，是司马光在9个多月的时间内，坚决彻底地废除实施了将近20年的王安石新法。

从流放中不死归来的章惇，本就性格豪俊，“元佑时期”所受政治迫害岂能不报复？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9年中，“元佑党人”根本就没把宋哲宗这位10岁的豆包当过干粮，司马光更没把宋哲宗放在眼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这9年中，“元佑党人”都是脸对着太皇太后，屁股对着宋哲宗，这也是他们后来失去恩宠的原因。

按照历史典籍的叙述习惯，改革派被称为“元丰党人”，反对派被称为“元佑党人”。“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

宋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夏又虎视眈眈。神宗因此锐意改革，启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进行朝政改革。

面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潜规则，蔡确和章惇都清楚，他们将被司马光和吕公著清算，然而，两人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态度鲜明地坚持改革。章惇还就司马光欲废除“免役法”上书数千言抗辩，司马光不予理睬，章惇又在高太后帘前据理力争，惹得高太后盛怒。此时，重新回到朝廷的一班“元佑党人”群起攻之，蔡确和章悼被贬出朝廷权力高层，前者到安陆，后者去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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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是反对改革，成为尖锐的政治主题

司马光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有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且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还能拒绝宋神宗给他的枢密副使高官，然而，在“元佑时期”当上宰相之后，司马光已经完全因为政治义愤而走向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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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执政6年之后去世，由于没有儿子，由其轻佻的弟弟端王赵佶（即宋徽宗）继位，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和她的婆婆太皇太后高氏一样讨厌改革派，于是，她起用保守派韩忠彦为宰相，开启了重用“元佑党人”的“元符时期”。

“元佑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四个非理性表现，对政敌的组织处理过于“峻急”。后来被贬海南儋州的苏东坡曾有诗写道:“问翁大庚岭头住，曾有南迁几人回?”记载被贬岭南瘴蛮之地的官员多半都凄惨地死在岭南。而七八十年之后重开贬谪岭南之风的，恰恰是“元佑党人”。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在宋哲宗的支持下，章惇将“元佑党人”中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等贬到岭南；四年后，章惇等人又频频上奏，开始对“元佑党人”进行新一轮打击—已经死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均被迫贬和削夺恩封，宋哲宗还想掘这两人的坟墓，被大臣劝谏，这才作罢，但他们的后代都被牵连贬黜。所有在朝的“元佑党人”均被贬出朝廷，而且后来几乎都相继去了岭南，无一幸免于报复。

按照宋朝规矩，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他们往往与掌握军权的枢密使、掌握财政的三司使一起被称为“执政”。元佑元年的朝廷“执政”，有改革派主将“同平章事”蔡确、枢密使章惇，与反对派的“同平章事”司马光和吕公著。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成为这一时期尖锐的政治主题。

当太皇太后高氏死去，宋哲宗亲政之后，马上改元“绍圣”。如果说“元佑时期”是对“元丰时期”的反动，那么，“绍圣时期”则是对“元佑时期”的反动：宋哲宗20岁亲政，发誓要继承其父宋神宗的改革遗志，重新起用改革派大将章惇为相。

宋哲宗赵煦

来源：新周报

历史又一次陷入倾轧的轮回

政治报复的黑暗和凶险在于：被报复者失去了话语权，报复者由于坐在金光灿烂的朝堂之上，他们的说法和做法无论多么荒唐，都是冠冕堂皇的政府行为。

王安石

而“元佑党人”制造的“车盖亭诗案”，其事主、前宰相蔡确在湖北安陆游当地名胜车盖亭所写的10首绝句，并没有讽刺时政的内容，却被人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地报告朝廷。其后，高居朝堂之上的一帮“元佑党人”抓住机会加以发挥，从而制造出这一政治斗争事件。他们认为蔡确是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周围聚集着一批朋党，应该一网予以打尽。

当宋徽宗轻佻地改年号“崇宁”、随着蔡京登上相位时，北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终于落入没有是非只有利益、没有廉耻只有贪欲的黑暗深渊……

“元佑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二个非理性表现，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残酷政治倾轧，严重挤压了帝国中下层官僚的政治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中的投机钻营者，选择“跟人不跟线”的实用主义立场。

以废除“免役法”为例，章惇表示反对，连另一“元佑宰相”吕公著也认为“章惇所论固有可取”；“元佑党人”苏东坡和范纯仁也都认为“免役法”不可轻废。然而，司马光仍然固执己见，不可思议地迅速废除了“免役法”。

投机钻营者，选择“跟人不跟线”

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反动

此时产生了《宋史·章惇传》中的政治幽默故事：绍圣时期，“元佑党人”苏辙被贬岭南雷州，“元丰党人”政策规定，被贬之官不能占用官舍居住，苏辙只好去住民房。章惇听说之后，以为苏辙强夺民房，便从朝廷下文件，要地方政府追究并治罪，幸好苏辙与当地居民办过租赁手续，事情才算了结；如今，章惇被贬雷州，向当地居民租房，当地居民却不租给他，理由是“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此时，我们又看到了苏轼和章惇这对冤家朋友的身影：苏轼代表着“元佑党人”，从海南儋州结束流放归来，只是还没走到朝廷，就病死于常州；而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名言之后，章惇则代表着“元丰党人”，从宰相位上被贬到岭南雷州，最后客死雷州。

导读

北宋政治从“元佑时期”走到“绍圣时期”，北宋政坛再次迎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被“元佑党人”赶出朝廷的“元丰党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贬所回到朝廷，包括投机取巧的蔡京也当了户部尚书；“元佑党人”则纷纷从朝廷走向各地贬所，包括礼部尚书、宋哲宗的老师苏东坡。

此时，已经疯狂的章惇在贬逐“元佑党人”时，甚至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不计政治风险搭救过的苏轼，被他贬到海南儋州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字“子瞻”中的“瞻”字与海南儋州的“儋”字相似；刘挚被贬广东新州，也就是“元丰宰相”蔡确最后被贬并葬身的地方，原因只是新州的“新”与刘挚字“莘老”的“莘”字音近；刘世安说有人替他算过命，说他的命极好，章惇知道后，便指着昭州说：“刘某人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

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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