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三吏三别（滕王阁序）

比如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几乎都是这样的，仕途如有不顺，只得寄情自然求得解脱。

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环境催生了这两个伟大作品的诞生。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样的遭遇让他们创作了同样伟大的艺术作品，创作了同样表现人类苦难和困境的作品，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的深层逻辑。

因此，仅仅证明这两个命题都是成立的还远远不够。但是，这种深层次的关系仍然需要我们从表面入手，从表面找到本质，然后联系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只不过，杜甫的三吏三别是从底层人物、底层百姓的生活写起的，是写的别人的生活遭遇，而颜真卿写的是关于至亲的艺术作品，他追忆的是至亲。杜甫在三吏三别中体现的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强烈的同情悲悯一直被后世所称赞、继承、传扬，后来的白居易等人一直都是杜甫这种传统的传承者。

然而我是一直讨厌这句话的，这句话近乎无情，甚至把苦难当做了一种命运的馈赠，一种看起来“幸运”的事物。

而杜甫之所以是不幸的，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完整的见证了一个帝国，如何从一个繁花似锦、蒸蒸日上、烈火烹油般的盛世跌落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乱世。杜甫是唯一的一个特殊的诗人。他的一生是悲惨的，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建树的。如果以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来看的话，文学成就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因为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当时还只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敲门砖，最重要的是——

二、杜甫的幸运和不幸

在漂泊的生活中，杜甫经历丧女之痛，整个人生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在那个动乱的日子里，唯一可以带盖他安慰的亲人先后离他而去，其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有人问我，杜甫的“三吏三别”和颜真卿的《祭侄稿》为什么都是伟大的艺术作品？

一、三吏三别在杜甫诗歌中的位置

五、祭侄稿

然而，“三吏三别”虽然不是属于杜甫最为人称道的律诗行列，但是这组诗歌仍然不失其水准，在文学史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同年，颜真卿创作了追忆式的书法作品《祭侄稿》。同样是经历安史之乱的文人知识分子，颜真卿的境遇要比杜甫好太多了。他早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就已经于预测安禄山会造反，所以作为当时的守城之士，颜真卿早就准备军队，决定抗击叛军了。

我想，它或许会改选择前者。毕竟后者，是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的。

在前面我着重分析了杜甫所经历的生活和背景，对其心理进行了推测，颜真卿所经历的，也是大致相似的过程：

如果让杜甫重新选择，是选一个幸福安详、但是一生不会有这样的文学成就的一生，还是选择做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却先后要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念、失去至亲、失去生活的尊严。

请你们记住，让他们俩同时创作出这样佳作的，不是别的，是那个所有人不想经历但是又不得不经历的苦难岁月。苦难从来都不值得尊敬，也不配伟大。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和他们反思苦难的艺术作品。

而内心深处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心无时不刻的在折磨他，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明白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改变天下世局，但是自己对于这一切如果不做任何努力，又让他内心备受煎熬，因此积郁在内心的痛苦的感情一朝通过诗文表达，便一发不可收拾，如滔滔江水，奔泻而下。

正是在此其情况下，颜真卿创作了这幅书法作品，这幅可歌可泣，极具感染力的书法作品。

而这样的风格特点，与其说是杜甫天性、天赋乃至于性格使然，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大环境推着他往前走，走到一条文学的路子上，即便是那么痛苦，那么难过。这是杜甫的不幸。

显然这样的传统文人价值观，不仅在杜甫早年的平和生活中无法实现，而且在战乱年代更无法实现。

国家不幸诗家幸。

战乱——失去亲人——悲伤——创作作品

在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非要斟词酌句的话，我认为杜甫和颜真卿的艺术作品都不是伟大的，甚至这世界上一切看似伟大的东西，包括艺术作品和人物，他们都不是伟大的。伟大是不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只有震撼和直击人心的力量，显然，颜真卿和杜甫的作品就是这样直击人心的艺术佳作。

在我看来，杜甫的诗歌没有一首是随随便便写的，是没有水平的，他每一首诗歌都是精华，都是诗歌中顶尖的作品。尤其是以“三吏三别”为代表作。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命运从来没有给每一个人自由的选择权，杜甫只能承受这一切，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安史之乱结束了，杜甫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写出了“三吏三别”。

如果非要说他们是伟大作品的创作者，我想创做出这样伟大作品所需要的人生经历，是他们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的，说他们伟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苦难的一种否定和忽略，好像这样的苦难经历，是一段难得的宝贵岁月一般。

有趣的是，杜甫的诗和颜真卿的书法《祭侄稿》都是同一年的作品。

四、杜甫的绝望

而写出这样伟大作品的杜甫，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它不同于李白诗歌中有的浪漫洒脱，多了几分浓郁的哀伤，因此后人以沉郁顿挫来概括其诗歌特点，应该说是非常精确的。

真正的为国家、为人民、为心中理想而做出一番事业。

三、文人的困局

但是杜甫不能。他是真的绝望。

所以，当杜甫还在手无寸铁，当一个四处漂泊的文弱书生的时候，颜真卿已经带军队抗击叛军了。颜真卿不会知道一个叫杜甫的、默默无闻的底层人物，此时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他只会把精力放在打击敌人上，甚至侄子、兄弟先后因为抗击敌人而死去，他都没时间悲伤，只能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当安史之乱过去之后，才有时间去追忆死去的亲人。

杜甫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律诗，尤其是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这组律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律诗佳作，是律诗这一题材发展的顶峰。律诗中的“秋兴八首”就可以比之于书法中的《兰亭序》了。

与杜甫不同的是，李白的悲剧性，是一个文学家在平和盛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困境，而杜甫显然比李白更要悲惨，因为这种困境在和平年代多少还可以不去计较、还可以去逃避、掩饰，通过游山玩水、寄情自然以抒发情志的方式，找到心灵的一片净土，这在传统文人的生活选择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杜甫的一生，完美的体现了一个文学家在古代社会尴尬的地位和艰难的处境，不管是在乱世还是在承平之年，他们注定是无法实现他们信奉了一生的价值观。

首先分析一下，如果说在杜甫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三吏三别”是伟大的作品，这个命题假设是成立的，同样的，颜真卿的《祭侄稿》毫无疑问也是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如果要联系这两件作品之间的关系，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和逻辑性，就不单单是把他们各自伟大的地方说清楚这么简单了，而是要看到这两个艺术作品之间内在的深层联系，其伟大因素的必然性、合理性和自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