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韬光逐薮,含章未曜）

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林纾深为赞同方苞对《左传》的评价。在《左传撷华》的自序里，他自己也对《左传》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左氏之文，无所不能，时时变其行阵，使望阵者莫审其阵图之所出。”

在儒家文化体系当中，关羽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文武二圣”。但是，关二爷之所以能得到儒家的如此尊崇，可不是因为他的武力值啊，那是因为，关羽不像张飞那样，是一个粗莽的武夫，用通俗的话来讲，熟读《春秋》的关羽，形象更贴近于“儒将”。

桐城派古文家极为推崇《左传》，就是因为《左传》就是“雅洁而含蕴无穷”的文章典范，其叙事风格更为内敛，且带有彬彬守礼的雍容之风，于朴素中求得丰富的回味。正因如此，“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才认为：“左氏精于义法，非汉唐作者所能望。”

《左传》的文章，既汪洋恣肆，又变幻莫测。如果没有一个明白人给你指点其中玄妙，那你就像是一位初次到卢浮宫旅游的游客，虽然身边都是艺术珍品，但你却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些鬼画符一样的东西，究竟好在哪里。但要是现在有一位大师给你稍加点拨，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这篇看似平淡无奇的文章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值得玩味的细节——难怪《左传》被人们评价为“微言大义”呢！

如缩笔与省笔之妙：“节却无数闲语，人自不觉耳……浅人以为序事笔墨宜详尽，若果能如是结构，则虽简亦详，虽略亦尽。”如用笔遒紧之妙：“宋公满腔迂腐，子鱼满腹牢骚，君臣对答之言，针锋极准。”如下笔绵细之妙：“写战事，必写其极琐屑者。千头万绪，一一皆出以绵细之笔，令读者眉宇轩然。”其中种种精妙，不一而足。

但为什么孔子又会说“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呢？

所谓“传”，就是对孔子的《春秋》原著加以注解。到了汉代，市面上最广为流传的传共有三部，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这三部“传”也被后世的儒生们奉为“经中之史”。

有句段子叫做“科学家会武术，流氓也挡不住。”那么，如果一些心术不正的流氓读了《春秋》之后，学会了权谋之术，变得更加阴险狡诈，甚至成了一代枭雄，岂不更是祸乱世间吗？就像《资治通鉴》所说的那样：“有才无德，其才足以济其奸。”这才是孔子真正担忧的事情啊。

这就难怪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教授会大力推荐这本写自百年之前的《左传撷华》了，正如他所说：“书中所选的八十三篇，每篇之诠评，皆有独特的着眼点，千变万化，实难有成法定规之归纳，而贯穿其间的，则是体会文章之性情，细察行文之意境。……这就为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打开更丰富的空间。”

因为《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还是一本谋略之书，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的兵法大家都对《春秋》推崇备至的原因。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就是因为《三国》讲谋略，怕老年人看了以后，变得心机太过深沉。然而，若是论及机谋权变之术，《三国》远不及《春秋》矣！

所以孟子才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这个层面上讲，那些真正懂得《春秋》意义所在的人，才会理解孔子的良苦用心——这就是“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与一般文学评论者不同的是，林纾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引领一时文坛的古文名家，而且他还曾翻译过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在内的二百余部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可谓是学贯中西。因此，林纾先生鉴赏古文的角度有别于其他学者，往往能做到“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从他所著的《左传撷华》这部书中，我们就能看到林纾先生评点古文的独到眼光。

而清末的国学大师林纾先生，就是引导我们入门《左传》的最好引路人。

但幸好随国有一位名叫季梁的贤臣，他以祭祀之事为例，提出国家存亡之道在于“忠于民而信于神”，并进一步提出“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的治国标准，以此来规劝国君：不但不能主动出击楚国，反而应当立即修整内政，以应对楚国的大举进犯。楚国得知此事后，果然不敢来犯。

据说，孔子写完《春秋》之后，不无感慨地对弟子们说了这么一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篇制局极紧。前半竖一“张”字，正面决策，对面料敌，均就“张”字着想，无句无意不是“张”字作用。下半竖一“惧”字，与“张”字反对，见得“张”则必败，“惧”则获全。……论文势亦不过开阖，妙在中间论祭品一节，宽绰与题若不相属，实则步步不肯抛离，所谓游刃有余也。

《左传》不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左传》秉承了《春秋》原著那种“微言大义”的笔法，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引路人，就算你把一部《左传》翻出花来，也很难咂摸出其中那微妙的滋味。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更重要的是，关羽不仅熟读《春秋》，还能学以致用，一言一行都符合所谓的“春秋大义”，因此，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关羽一向是以“义薄云天”这个形象出现的。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林纾继承了桐城前辈对文章“雅洁”的追求。所谓“雅洁”，就是为文当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追求雅正，语言也应当简洁明快，切不可东拉西扯。

1921年，林纾在《左孟庄骚精华录》的基础上，从《左传》中精心撷取了八十余篇菁华文章，编撰成《左传撷华》一书，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本书集结了林纾先生对《左传》研究之大成，林纾不仅逐一分析所选篇章的层次结构、用字炼句、宾主调度、照应收局等作文之法，而且对篇中的权谋诈计、诡辩辞令也颇有诛心之论。

孔子所作的《春秋》，只是一本历史纲要，其中缺少具体的内容。换句话说，《春秋》的原著仅仅是纪事，却没有纪言。别说我们今天距离孔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就算是孔子之后二百多年的汉代，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无法读懂《春秋》原著了。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作为光绪八年的举人，林纾起初在北京的一家学堂担任国文教员，后来由于他所写的古文受到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推崇，因此，他很快被延请到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担任讲师。

这本书的初版早已绝迹，只能到旧书市场里碰运气淘宝，而且即使你遇到真迹，往往其价格也极其昂贵，甚至一度被炒到上千元的天价。所幸，联合低音为了让更多对古文、对《左传》感兴趣的读者看到这部经典之作，于2019年将其再版，而且联合低音在细节处非常用心，使用了特制的毛边封面。拿在手中，一种厚重而古朴的感觉就扑面而来，简直令人不忍释卷。

?至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春秋》，以及关羽最爱读的那部《春秋》，实际上都是这部《春秋左氏传》。

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山东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读春秋。”可谓是十分贴切了。读《春秋》的是山西大汉关羽关云长，而那位作《春秋》的，自然就是山东大汉孔老夫子了。

但三传之间亦有区别。《公羊传》和《谷粱传》的体裁是问答体，着重于对《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进行注解，但缺少对史实的叙述。而《左传》则不同，它是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记述，从而注解《春秋》之内涵。这种叙述式的注解方式更易于理解。因此，到了西汉后期，《左传》渐成主流。后来它还和《诗经》《尚书》《易经》等书一起，被列入儒家的“十三经”，成为儒生必读的一部经典。

这话该怎么理解呢？

林纾在这篇文章后面作了这样的评点：

这套书的雏形，是林纾先生于1913年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左孟庄骚精华录》，其中收录了三十二篇选自《左传》的文章。该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陈宝琛还专门将之进呈给溥仪，以作教导之用。

原著读不懂，又想学《春秋》，这该如何是好呢？有办法，那就是读传！

在《左传撷华》中，林纾先生所选的第一篇文章是《楚武王侵随》。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706年的事情。这一年，楚王打算发兵侵略一个叫做随国的小国，但楚国当时的兵力不足以彻底压制随国。于是，楚王采纳了大臣斗伯比“示敌以弱”的建议，故意在前来探听虚实的随国大臣少师面前，暴露出楚国羸弱不堪的军队。不出所料，好大喜功的少师果然上当了。他回去后，极力劝说随国的国君反攻楚国。

首先，《春秋》本质上是一部史书，它记录的是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诸侯征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时代动荡、历史演变。那么谁该对此负责呢？是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们、是那些崛起乱世的枭雄们。而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所谓“制局”，就是指《左传》当中那些千变万化的笔法。这些笔法的绝妙之处，我们通过林纾精微独到的论述，便可领略其中意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