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拒留大陆的三句话）

被胡适“赶出”北大后，梁宗岱对他一直余怒未消。抗战爆发后，梁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不得不举家南迁，辗转上海、广东而至广西。当时华北、华东等地高校为避战祸纷纷迁往西南，南开、北大、清华三所名校迁至昆明，奉命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身为南开教授的梁宗岱本可以进入联大任教，却因不愿与胡适等人共事而转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

被胡适“赶出”北大

梁宗岱于1941年～1944年受聘担任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他随外语系转入广外，任法语教授。

梁宗岱当时气得他直喊:“我们不是早已了结了吗？你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来这里胡闹！”叫她走不肯，便不客气地将她推到门外，把行李丢给了她。

几天后，梁宗岱回到北京，门房告诉他:“你太太来了。”他大吃一惊:“我没有太太呀！”进门一看，原来是何氏乘梁宗岱外出之机，赶到北京梁宅，对门房说她是梁太太，拿到房门钥匙后，就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

梁宗岱的妻子叫何瑞琼，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子。梁宗岱19岁那年，即将从广州培正中学毕业，有一天忽然接到家里来信，催他火速回去。到家后他才得知家人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新娘就是只念过三年小学的何瑞琼。

不久，何瑞琼果然在梁宗岱的帮助下进入广州护士学校学习。后来，梁宗岱去法国留学，也没有忘记许下的诺言，一直汇款接济她的生活，直到其毕业工作为止。

吵闹声惊动了住在同院的胡适夫妇，他们把何瑞琼接到家里住下。然后，胡适找来梁宗岱在岭南大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陈受颐，一起上门劝说梁宗岱接受“既成事实”，被断然拒绝。

“胡适生气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介入梁宗岱的离婚官司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赴法留学。梁宗岱与胡适都是20世纪的文化名人，在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上都颇有成就，受到世人的推崇和赞扬。上世纪30年代初，两人在北京大学共事3载，由于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的分歧，从关系亲密而逐渐疏远，直至断绝交往。

梁宗岱一直心存内疚，觉得自己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何瑞琼的心灵创伤，现在看到她家庭圆满，心里也多少有些宽慰。当何瑞琼问他北京的住址时，他没有多想，便爽快地告诉了她。

更要命的是，梁宗岱还把这些看法告诉了胡适的高足傅斯年，傅说:“你很直率，但胡先生怕不会接受你的看法。”胡适获悉此事，当然非常不爽，说梁某是个狂人。

何瑞琼见与梁宗岱和好无望，便提出离婚，要求梁支付一笔生活费。梁宗岱根本不承认这桩婚事，所以不予理睬。于是，何一纸诉状，将梁宗岱告上法庭。

1932年春天，已当上北大教授的梁宗岱气宇轩昂地回广东新会老家探亲。期间，他听说何瑞琼已另组家庭，而且生育了两个孩子，生活还算安定幸福，便由衷地替她高兴，决定去看看她。那天，当梁宗岱敲开何家大门时，一家4口正在吃饭，何瑞琼夫妇对他突然造访感到很意外，但还是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彼此问候别后情况，倒也亲切自然。

在谈到人应该在知识上虚心，在真理的事实面前低头时，梁文又说:“相反的例子，便是我们的胡适之先生那经过北平协和医院屡割而不断根的痔疮虽然被中医治好，却依然大声疾呼去诋毁中医推崇西医。推崇西医，这并不错，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西医在整体上是比较进步的，已经成为一种近代的科学。但是为什么否认一件他自己刚才身受的好处、他亲自体验和证明的事实呢？为什么一件这么雄辩的事实竟不能引起他的好奇心呢？”

梁宗岱对胡适的不满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对胡热衷于做官也颇有看法，曾讥讽他是“学而优则仕”。胡适好名心切，每次开会喜欢大发议论，有人投其所好，趁机恭维几句，甚至吹嘘他为学贯中西的当代圣人。梁宗岱对这类如旧官场里的逢迎表演嗤之以鼻，说胡适“败坏了我们的学风”。

尽管没有爱情，不愿成为夫妻，但梁宗岱也十分同情何氏，毕竟她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于是，双方商定不做夫妻，由梁宗岱设法送何氏去广州读书，并负担其学习和生活费用。

如果说，学术和思想上的分歧使梁、胡结下了芥蒂；那么，胡适介入梁氏的离婚官司直接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1941年，梁宗岱写了一篇《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试论中国学术为什么不发达》的长文，其中多处涉及胡适，对胡的思想和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梁文将胡适的小诗《飞行小赞》作为例子，说:“不幸这种坐享其成的惰性，并不限于一般民众，也不限于少数狭隘的技术专家，就是一些以提倡科学自命的学者也不免。”矛头直指胡适。

解放后，胡适移居美国，梁宗岱留在大陆。（郦千明）

梁宗岱向来对学术问题持实事求是、不轻信权威的态度，又心直口快，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容易得罪人。在学术辩论会上，他常常和胡适意见不合，双方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胡适和陈受颐坚决站在何一边，亲自上法庭作证，竭力为何氏辩护，指责梁宗岱抛弃发妻。法院权衡再三，最后判决梁宗岱败诉，允许双方庭外调解。此后，胡适依旧不遗余力地支持何瑞琼，不仅亲自与陈受颐一起陪她拜访京城名律师林行规，请对方提供帮助；还竭力说服她全权委托自己和陈做代表参与调解。

梁、何离婚协议签订一个多月后，胡适主持召开文学院会议，研究决定下学期不再续聘的人员名单，梁宗岱位列第一。当时梁宗岱正和作家沉樱恋爱，不久结为夫妻，便辞别北大，去日本共度蜜月。

有一次，梁宗岱酒后吐真言，对朋友说:“我不否认胡适在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中有他的一份功绩。但他的学问有其浅薄的一面，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对杜甫律诗对仗的批评，不免说外行话，其他如谈古音，谈中国画等，尽是信口乱说，甚至外国学者也讽刺他无知。”他还认为胡适做学问不踏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胡的老师杜威还不致如此，故成就比学生高，就纯学术而言，胡适谈不上青出于蓝。

不仅如此，见梁宗岱没有安身之所，胡适慷慨地将自家一座独门独院的偏院让给他住。这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梁宗岱没有不敬重和感激胡院长的道理。

梁宗岱在婚姻问题上自然不愿任人摆布，坚决反对。但最后还是被迫和何氏拜堂成亲。婚后，他始终不肯进入洞房，只是整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写字。

1931年秋，28岁的梁宗岱结束在法国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不久，他到北京大学任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他的聘书照例由校长蒋梦麟签发，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文学院院长胡适点头同意，他就不可能进北大，更不可能一去便坐上系主任的交椅。梁宗岱自己也承认，刚进北大时，“胡适之对我很客气，把法文系交给我”。

有一次，北京学界设宴欢迎法国著名汉学家希伯和，其中有不少欧美人士。席间，宾主兴高采烈，分别用中、法、英三种语言交流。座中有人问:“希伯和先生，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汉学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担任翻译的梁宗岱照话直译。

有了这些渊源，两人本来应该成为朋友，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闻听此言，刚刚还满面春风的胡适立刻沉下脸来，一言不发。有人对梁宗岱说:“胡适生气了，希伯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梁听了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经胡、陈和梁宗岱的代表朱光潜反复磋商，于1934年4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了结这场官司。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是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接着，胡适还不忘添上一句“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