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是哪一年（为什么民国只有38年）

夏承焘1929年4月8日日记，记收到梁任公先生家属信，“先生尝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竟以身验斯言矣”。

来源： 文汇报

日记中刻画的学人群像，如1932年4月17日于杭州见顾颉刚：“午后再诣颉刚，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以其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见周予同，“其人谈吐、丰采皆好”（1928.1.6）。和邓广铭的交往从30年代开始，持续半世纪之久。邓广铭笺注辛词比他早，他因此自觉放弃，“此君读书能识高心细，倾想无已。”（1937.3.29）多有这种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早年日记还显示，客陕时他与中共传奇人物董健吾、与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王陆一等亦有来往。民国教育界不乏各种传奇人物，因缘际会有所遇合，读之有趣。

日记之所以为信史，也是在于有性格、情感等完整界质的投射，令撰者之面貌更直观立体。读民国学人日记，我们多能感受到作者的气质各异，如顾颉刚的忧郁和敏感，吴宓的情感易于冲动等等。夏先生身上更多的是敦厚温雅，不失高朗之气。他善于自省，常常自责“自觉对人终欠和蔼温柔”（1923.6.2）。甚至著书立说也需要反思，“好著书，由名心作祟，不能保持坦荡之怀，思每日看《朱子集》数篇涤洗之。”（1940.10.20）。他终身保持和易朴素。每获称赞，或将愧恧写在日记里。“潭秋箴予‘深沉有余，明快不足’，此中予病。”（1931.2.10）记录友朋之箴规，既是晚清日记的遗留，也是自觉的人格磨砺。

新文化运动中的经史考据是显学，从诸子到古史，烜赫一时。夏承焘自我期许不止于词学，是专注于这一领域还是另作拓展，多有犹豫。他对宋史尤有兴趣，但是否舍此就彼，难以决断。1934年，他已有意“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1934.3.24），下一年又自宽“枕上思能成《词学志》数十卷，亦足不朽，不必骛高远治宋史”（1935.3.3）。有时似觅见出路：“以眼前我所爱好之物，为极天下之至美善，一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学问、成事业。”（1937.2.3）有时又觉“徬徨歧途，心意甚乱”（1940.8.28）。笔者仅举其于宋史前后考量之一端，夏先生对自己是否毕生从事于“文事之末”，反复而不能决断，可见他的性格较为专注并且谨慎。“平生善沉思，每当静坐孤栖时辄回忆往事或预想将来”（1920.6.14）。这一性格也主导了他的人生选择。

近人日记不乏时间跨度较长者，如顾颉刚日记（1913—1980，首尾68年）、周作人日记（1898—1966，首尾69年），这与作者的年寿、日记的存续间断以及保存状况有关。新近整理出版的《夏承焘日记全编》，始自民国五年，终于1985年也即夏先生逝世前一年，首尾70年几未曾间断，近代学人日记中可谓罕有其匹。

“记忆是一种表现曾经存在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保罗·利科语）。在对抗遗忘方面，日记可能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读夏先生七十年所记，尤感世事之纵横与时间本身带来的改变。晚年所记，亦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最后，我想引1932年夏先生在浙大的演讲中所引《维摩诘经》经句作为本文的结束：“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华）；卑湿污（淤）泥，乃生此花（华）。”夏先生讲的是如何在忧患中悟得人生之真义，从其一生经历来看，实则接近于夫子自道。（管琴）

近代学人日记既有意在“学”方面下工夫，“学”的范围若何，零散或系统的私人阅读史，也颇能显出本人的趣味，从李慈铭、王闿运到后来的金毓黼等，都有“学”的具体展示。夏先生用新的学术方法治学，已阔其堂庑。关于他的词学成就学界已谈得较多了，其实他对同时代的文史成果以及新文学也相当熟悉。对新文学包括译介文学的趣味，在当时从事故典研究的文史学者中并不常见，吕思勉就曾自称“于新文学最无嗜好”。但夏先生一直密切地关注新文学、外国文学。

20年代后半期，他的读书已渐入佳境。1927年日记开始出现专精为词的自我勉励。

杭州虽非京沪那样的学术中心，但民国的三位词学大师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都在江浙沪一带，交往频繁，学术积累更形深厚。钱穆曾形容30年代的北平“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夏先生背后庞大的学术交游，亦是20世纪上半期学林世界繁密交往的写照。而日记所勾勒的移步换形的新世界，还包括民国初元的温州，20年代的西安，三四十年代的杭州、上海，以至80年代的北京学术圈等等。日记全编收录的夏先生诸多未刊诗词，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鲜明。

漫长的学人一生中，交往范围之广，友朋感情之深，亦可观可感。夏先生曾自述出学词日记的初衷即“师友训迪，不可忘也”（1941.5.30）。七十年日记，背后庞大的交游圈也有清晰的脉络。

关于其个人生活，此次出版的日记全帙亦有大量披露。例如记载其初恋经过，早年与比邻的钱氏小姐相悦，后因两家家境不偕而未成。家中为其娶的妻子游淑昭多病，亦似鲜能理解其人生志趣，“内子谓予十年以后如仍碌碌教书，诚为可怜，其实有何可怜。”（1939.2.19）但五十年间，仍与妻子相濡以沫，晚年妻子去世后才续娶吴无闻先生。在有情义之完善人格方面，瞿禅亦属完人。

作者：管琴

在温州、严州任教时，身边有吴鹭山、谢玉岑等好友；在杭任教时，与其频相往复的友人包括龙榆生、唐圭璋、钱基博、邓广铭、郭绍虞、任中敏、程千帆等，均是当时文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在杭交往之前辈学者有马一浮、黄宾虹等，朝夕相处之同事则有王季思、徐震堮、任铭善等。

学人的精神困境在当时是普遍的，瞿禅日记的特殊之处，还是处处显出诗人的本色，坦率叙写心境。吴蓓在撰写前言时已指出，日记的一些文字“是极优美的游记小品，可入明人堂奥”。写景状物方面的笔墨并非玩赏性质，而是融入学人的生活。除早年任教西安、晚年迁居北京，抗战期间短暂地在上海任教之外，夏先生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浙江，他的生活世界也与杭州、严州、龙泉、雁荡等地的风景融为一体。与日常风景作深切的沟通，表征之一是爱散步。近代学人中，瞿禅可谓记载散步最多的学人之一。此外，之江大学在地理上很是优越，他在执教七年后，仍然感叹“楼前万绿填山，清晨鸟声满耳，之江真足留恋”（1937.5.11）。从严州东湖、西湖到杭州钱塘江畔、孤山再至雁荡，所至之佳山水无不是其诗情的渊薮。“自惭行迹似东坡，到处随身有西子”，身之踪迹与诗思之绾结如影随形。

前辈学者中，他与朱彊村、吴梅、金松岑、张尔田、冒广生、夏敬观等长年通信讨论词学，并有诗词唱和。20年代初，他曾经林铁尊向朱彊村呈过词作，朱彊村对其多有夸奖。作白石词考证时与吴梅考订音律，吴梅许其为治白石词第一人。与一流学者交流方面，他在二十几岁、学术渐成熟时期已有足够的意识，亦老练通达。例如日记曾提到有撰写中国学术大事表的打算，欲修书请教梁启超，但最终“与先生并世，竟未一面，真辜负矣”（1929.2.21）。仅此一语，足见其求师请益心理的迫切。

与陈寅恪、胡适、吴宓等民国初元前后留学国外的学人相比，夏先生的起点并不高，甚至可以说相对落后。他出身于普通的温州商人家庭，家境清贫。五四那年他二十岁，任教于小学。“小学教员谋一位置，似同登天。”（1919.4.18）多年后仍有感慨：“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终为一乡一邑之人乎。”（1928.11.1）有意向上，却逡巡不前，这一早年经历和钱穆颇为相似。钱穆比夏承焘年长五岁，执教小学十年有余，执教中学则有八年；夏承焘亦有十年以上的小学、中学教育经验。他和钱穆一样，通过自学得以拾阶而上。“自思目前学问，得之昔日学校间者甚少，大半乃自修得来，可知学问非自动不成。”（1923.4.22）早年虽从学张、林鹍翔，内心仍然觉得“少无名师，此平生大憾也”（1929.4.15）。20年代他曾短期在西北大学任国文讲席，受聘时尚且“自度学殖犹不足自信，拟辞不就”（1925.4.23），返浙后仍在宁波、严州等地当中学老师。一直到1930年，才因邵祖平的推荐，在之江大学任教。巧合的是，他任教之江的这一年，正是钱穆受顾颉刚推荐、入燕京大学任教的同一年。改聘燕京，钱穆自认“为余职业上另一大转进”。回顾夏先生履历，之江亦是其人生之重要转折。他开始系统地从事词学考据已有两三年，但在词坛上大放异彩则是在之江任教以后。从治学路径上说，二人早年均受《文史通义》的影响较深。钱穆起始由《孟子》《墨子》始，进而至其他经史典籍；夏承焘则由十三经入手，二十岁以前几乎通读记诵大半，诗学方面的入门较早得益于《随园诗话》等。

其实只是单论年限，意义并不大。夏先生日记在学术方面的重要性，三十多年前就已显现。80年代《天风阁学词日记》的整理面世，为当时学界的盛事之一。20世纪多词学大家，但像龙榆生的百万字日记全无留存，夏承焘日记却大部分得以完整地留下，尤显珍贵。不过夏先生日记全貌究竟如何，一直隐而未彰。7年前在乐清举办的夏承焘先生研讨会上，笔者听说吴战垒先生的女公子吴蓓女士在整理日记手稿，便一直期待能睹全帙。现今出版的十二巨册，年代上比析出的学词日记往前与往后都有延展，旧时代完整的学术与生活世界得以清晰地呈现。

瞿禅日记的特殊之处，还是处处显出诗人的本色，坦率叙写心境。《夏承焘日记全编》在年代上比析出的学词日记往前与往后都有延展，收录诸多未刊诗词，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鲜明。

战时辗转逃亡，精神紧张，同时感受到激烈变化的时代对学术生活的逼压，是一代学人面临的大环境；就小环境而言，长年沉溺于故纸事业，惮于体弱，也常见忧生之嗟，则是另一种受迫的人生实录。日记中常见有“苦体弱，精神不支”“小病遂如此疲苶，体弱可虑”等语。在智识与“卫生”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体弱者也付出了很多日常的努力。考订与吟咏、读书与养生分别作何安排，总是悬而未决，时常形诸笔端：“自觉奄奄无生气，总由看书过劳，敝精耗神所致。”（1923.1.9）读书人读此应能会心。

日记是对个人史的系统记录，20世纪的学人日记多留下对激变中的世界新鲜而直接的反应。当时的一个命题是在大时代中，故纸生活是否仍有意义。张星烺1924年12月致信陈垣：“天下大乱，救死不暇，遑论学术。”时局纷乱中对内心的压迫，是一种普遍的体验。1928年，“阅时人一文，怵于世变之日亟，抑抑不欢。十年以后，不知复有吾辈端坐读书日否。”（1928.12.29）此语无疑成谶。时局渐紧，更觉大患之将至，1935年7月：“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愿欲一切弃去，读顾、孙、颜、黄诸家书，以俚言著一书，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而结习已深，又不忍决然舍去。”此等心曲于日记中再三呈现。抗战爆发后，夏先生先是随之江大学迁入上海，其后转入浙大龙泉校区。国难之下，是继续其冷淡事业，还是对国家有所“靖献”，显见陷入忧虞而不能去之。然也不乏坦然刚决的时刻：“乱世之学，但求自能独立耳，固不在张脉偾兴也。”（1941.12.26）王汎森曾分析夏承焘“治学”与“应世”的矛盾，指出“夏氏的矛盾其实是一个时代‘新’‘旧’两种学问态度的矛盾”。

据夏先生自述，与晚清许多学者一样，他作日记之效仿对象，“ 伯（李慈铭）、复堂（谭献）及周自庵（寿昌）诸家之作，斐然在前。不敢云企望前修，日不间断，聊以习恒而已。”（1926）“习恒”并非单纯为记事或修身，也是“为己之学”之重复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