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是哪一年（哪一年恢复高考的准确时间）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我们的人才比美苏少了几倍，也就意味着风险扩大了几倍，中国的发展环境本来就很艰难，人才匮乏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教育部十分羞愧。

所以邓公认为，这第一次，应该破个例，让广大的社会人员和应届高中生一起参加高考，在保证应届生占30%的大情况下，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双方不欢而散，等下一次开会，照样还是吵架，但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越是争论，大家心里就越没底，老百姓就更加害怕了，吵来吵去，会不会把已经出台的政策又收回去？

其实，想要恢复高考的不止邓公一个人。早在1972年，周总理就有这样的想法，但结果也是一样的，反对声太大，还不到时候。

后来为了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高校开始采用推荐制度，只有被组织推荐的优秀工农兵学员，才有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恢复高考阻力重重，不过邓公并不打算放弃，越是困难，就越说明废除高考带来的问题太大，必须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否则，危及的是国家的未来。

1977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召开会议，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众人同意在新一届的高校招生中，将文化课作为一个选拔的标准。

王月《恢复高考：1977全民总动员》

面对这种情况，邓公心急如焚，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1975年，邓公就提出来：

刘海峰《千万人大命运的钟摆：1977恢复高考》

邓公笑了笑，说道：“你的16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们流着泪，找出了自己已经残破不堪的书本，十一年之后，希望终于降临了。

有些学员虽然进了大学校园，却完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进一步造成了学校管理的混乱，依旧没有起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作用。

但问题是，许多代表根本没有同意。所以，这个政策实际上还得不到保障。

邓公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对于教育部的犹豫，邓公有些生气。

邓公认为，如果全面进行文化课考试行不通的话，就在重点大学采用这种方式，其它学校还是由组织推荐，循序渐进，直到所有人都能接受为止。

这是学校里的景象，而对于那些自学参加高考的考生来说，条件就更艰难了，他们没有教室，白天还要参加劳动，学习时间都被压缩在晚上。

然而，1966年高考全面停止，此后的十一年间，大量的高校停止招生，以至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才断层，给国家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9月19日，邓公又给教育部开了会，说道：

第三，是放宽政审条件。在过去高校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政审比其它的流程都要重要，必须是完全“根正苗红”的人才，才能走进大学校门。

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被耽误的太严重了，很多千辛万苦被推荐来的学员，连字都不认得，上起课来，学生痛苦，老师束手无策。

可是我们的人才是捉襟见肘，很多科研所里的顶梁柱，还是四五十年代的那一批老熟人。

邓公正式复出之后，再次把恢复高考的计划提出日程，邓公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苏联有九十万科研人才，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而我们中国，人口远远多于美苏，科研人才却只有二十万而已。

因此，在邓公的指示下，教育部很快在规定中去掉了有关年龄限制的条款。

邓公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顿时有了底，看来这次，中央真是下定决心，要彻底把老规矩变一变了。

有些考生实在没有住店的钱，只能裹着破旧的棉袄，缩在考场的外面，等待考官的到来。

对于今天的考生来说，那种背水一战的心情是很难体会的。因为时至今日，高考虽然重要，却不再那么千难万险，绝大部分适龄考生只要有心，都会有这个机会。

“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

随后，教育部对全国发布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

对于中国人来说，高考，可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甚至有人把高考比作“第二次投胎”，一次考试，决定了无数人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讨论到最后，大家交流了意见，达成了一致，高考恢复必须尽快。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1977年已经很遥远，但对于这一届高考，我们不该忘记，这是前辈冲破重重阻力，换来的一次机会。

因为高考已经废除了这么多年，人们已经形成了固有观念，认为推荐是上大学的唯一方式。

这次高考改变的，不仅是千万考生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

六十年代之后，我们高校之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几乎是断崖式下跌，再这样下去，可就要坐吃山空了。

等高考恢复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已经三十以上，绝大部分人都结婚成家，这样的年龄，并不符合最初教育部提出的报考条件。

第二是把推荐和文化课选拔结合起来，这是为了减小阻力。

邓公认为这个规定不合理，11年的断层，本身已经让很多人才流失。现在高考恢复了，正好让这些人才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如果又限制年龄，岂不是白白耽误了他们吗？

第二是打破年龄的限制。一开始，为了满足招生要求，教育部提出，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8岁，为的就是尽可能让高中生前来参加考试。

而邓公要从高中选拔人才，人们一时之间不能接受，有人认为，只凭高中试卷，根本没办法选拔真正的工农兵人才。

原本，邓公打算在1978年恢复高考。但是，因为听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心声，邓公当机立断，决定把时间再提前，1977年底恢复高考！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的决心是空前强大的。

但是这样一来，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损失最大，那就是上山下乡的青年们。

参考资料：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邓公在开完会之后，就要求教育部立刻打电话给全国上下的教育部门，把中央的意见传达到位。不管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一声令下，所有高校都必须行动起来！

对于教育部来说，组织这样一届人数庞大的高考，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几乎所有能动员的人都被动员了起来，才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邓公对此表示赞许，他对于恢复高考，有两个大方向：

可是，靠推荐的办法，很难考验真实的学习水平。

陈侃章《“恢复高考”全过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会议上，很多人都激动的站起来，表示自己不同意恢复高考。同意的和不同意的分成两派，谁也不能说服对方，甚至在会场上就吵了起来。

教育部的同志一直在观望情况，始终不敢进行决策。没办法，虽然他们知道恢复高考是好事，但尚未恢复就已经剑拔弩张，恢复了，岂不是要闹出更大的乱子？

这些青年往往是中学一毕业，便不远万里前去建设地方，在穷乡僻壤一留就是十几年。

这份数据果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地讨论着。天津教育部的负责人直接提出，明年可以考虑在应届生中选拔一部分人才，考核的方式就用文化课试卷。

邓公又说：“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这可能是最艰难的一届高考，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最励志，最感人的一届高考。考生们抓住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乘着时代的东风，开启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既然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就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所以，不久之后，邓公召集了全国上下各个行业的学者精英，进行座谈会，让大家针对高校招生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所以，第一次高考的人数规模才会如此庞大。这恐怕是考生身份最复杂的一场高考了，无论是学生、农民、还是工人，都坐在了同一个考场之中，接受命运的裁决。

这一年的高考是寒冬腊月，许多地区没有条件设置考场，所以考生们如同古代进京赶考的秀才一样，提前几天就出发，顶着风雪来到考点。

第一是打破身份的限制。一般来说，高考是组织应届高中生进行考试选拔。

于是，许多乡村出现了奇观，一到夜里，田间地头的棚子里，都亮了起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借着煤油灯和蜡烛的光，甚至借着微弱的月光，艰难地在寒风中翻阅着自己的书本。

随着一批批考生走进考场，邓小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了恢复高考，国家付出了很多努力，打破了很多阻碍，总算得偿所愿了。

这时便有人说：应当把政策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样，考生就更加自由了。

但这样一来，恢复高考就成了一句空话，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很可能因为拿不到组织的推荐信，而白白错过机会。

周总理生前多次提起过这件事情，一直想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恢复高考，给国家解决一个大麻烦，但这个愿望到底没能实现。

邓公为了平息争议，本想先在几所高校进行试点工作，或是在军校进行试验，但想法提出来，反对声更大了。于是，这个想法只能搁置。

于是，人们争先恐后的发言，尤其是来自各大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有一肚子话要说。

第一是文化课选拔制度必须要恢复，比来比去，只有成绩最公平。

但是，1977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十一年来，大量的人才没有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直接流入了社会，他们才是最迫切需要重回校园的。

而且，美苏的科研人才中，有大量的青壮年，高校中也有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可以补充。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意味着这件饱受争议的工作终于确定了下来。1977年冬天的高考，无人能够阻止。

高考中断11年之后，一切终于回到了正轨，人们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问题，依然计划用推荐为主的方式。

这样做，最初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才的纯洁性，本意是好的，但又显然脱离现实。毕竟，一个人的表现很难十全十美，政审工作组的标准也各有不同，最后只会让明珠蒙尘。

但当年的考生却是孤注一掷，他们已经蹉跎了很多年，人生都因此而改变，这次机会如果抓不住，或许真的再也不会有了。

所以，邓公把许多关于政审的条件都删掉了，只把择优录取作为条件。

亲历者回忆：“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有人蹲在宿舍走廊昏黄的灯光下背诵英语单词了；六点左右，偌大的操场已满是捧读英语的同学……”

1977年，高考恢复，全国610万人参加了这次意义非凡的考试。

问题很严重，所以，邓公认为必须要从高中选拔人才，但是，这个意见虽好，当时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邓公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高考的制度就是要改，不管反对的声音多大，这件事情都得定下来。

这个消息顺着广播传到了全国各地，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震惊之余，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兴奋。

但是，事情很快又起了变化，为了推行工作，中央再次召开全体会议，希望地方能够执行国家政策。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下发的文件，又完善了几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规矩定的太死，这些人就再也没有回到正轨的希望了。

邓公特意表明，大家要针对“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政策发表意见。

好消息再一次传遍全国。第二天，很多书店中的相关考试书籍就被抢购一空，每一个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拿出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

没有1977年的高考，也就没有今天如此丰富的人才储备。

甚至，因为学生水平太低，清华、北大这些传统名校都被人戏称为“清华小学”、“北京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