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成竹的主人公是谁（胸有成竹的典故是谁）

在《谁在敲门》中，写“大姐”去“父亲”灵前哭，哭之前，“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大姐静了下来。是那种被浸润的静。大姐的整个身体，都弥漫着青色的光。那是悲伤的颜色。从里到外的悲伤，让她这般静如深谷。即使是喧闹的悲伤，也是一种静。何况悲伤是不喧闹的。所有悲伤的声音，都是安静的声音。”

他是在写现实中的人，但又不仅仅如此，“如果一个作品越写越像自己或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作品就败坏了，越写越不像，作品就成了——是因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实了。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

罗伟章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但他写得最得心应手的，还是与他生命出发的地方——川东北乡村相关。那片土地的坚忍、静美，那里的孤独、隔膜，一直是他写作立足所在的肥沃土壤。在书写其质朴美好的同时，也不避讳它的野蛮与势利。对家乡眷恋但不一味颂扬，有隐忧但也不粗暴批评。他至今已发表出版10部长篇小说以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在文学意义上构成了一道逶迤的大巴山风景。像《饥饿百年》《谁在敲门》和“三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在文学圈口碑很高，广有声誉。

罗伟章（摄影：徐语杨）

这是罗伟章给自己的文学使命，也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前进方向。一个作家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是跟其出生环境、成长时代、人生经历等等密切相连的。尤其对于那些能写到一定高度和深度的作家，更是如此。罗伟章将之称为“命定的写作方向”，“如果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意识不到自己命定的写作方向，只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

正中靶心捕捉事物和情绪的文字准确

众多批评家都谈到过罗伟章的小说语言。《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编杨时旸在评价他的最新长篇《隐秘史》时说：“语言很妙，写沉重却有透明质感。”有出版人看了《谁在敲门》后，对罗伟章说：“你的语言不是写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多次发现，当我深陷孤独时，根本就写不出一个字。只有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有了内在的循环和交流，思路和文字才有水汁。和解完全是心理上的，哪怕身处荒野，百里无人烟，也可以感觉到彼此的亲近。写作真像是一场孵化，需要温度，且要适度，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文者，纹也。对文学质地要求很高的小说，毕竟不是故事会，语言的光彩非常重要。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有的长篇小说虽然很有名，但死活就是读不下去。很大原因在于，这个小说的语言气味，令人生畏，或者说有点隔。罗伟章的小说是好读的。

《隐秘史》的写作缘起也是因为回老家。他听说老家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来历不明的尸骨。“来历不明”几个字刺痛了罗伟章。这几个字表述了一个事实，却是冰冷的事实。“这时候，文学就该出场了，”罗伟章说，“文学的独特价值，就是赋予生命以温度。所以我决定让他活过来，让他开口说话，说出他的歌哭悲欢，并让读者从他的悲欢里照见自己。”

常常见到有人会说，写作者总是孤独的。罗伟章的体会是，当然，会孤独，但孤独也分方向，有的孤独是消耗型而不是生长型，它让人与世界割裂并且丧失信任，这里的“世界”，也包括自己在内。

米兰·昆德拉说过，一个作家，有童年就够了。有这种看法的作家不在少数。这个说法尽管指意丰富，但其中必然包括成长环境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也不是只有回老家才能摸到素材。对于罗伟章而言，素材遍地是，只是你得有发现生活裂缝的能力。“生活的裂缝隐藏在生活的常态里，一句口头禅，一个习惯动作，背后都是人生。人生没有小的，人生都很大，这当中考验的，是作家能否写出那种大。”

罗伟章深信：“不管多么坚硬的现实，一旦写到位，就会成为象征，成为寓言。现实主义作品只有写到这个份上，才配称为现实主义，否则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矮化甚至否定。作家需从现实中看到更深邃、更辽远的东西，看到来路和去向，才能真正把握现实。今天，外部世界激烈动荡，不确定性变得前所未有，人的内心也会更加难以捉摸，困惑、焦虑、欣然与期待，交融互生。这些东西往往不显形于外，作家须潜入人物内在星空，才能打通暗渠，呈现交融的景观。”

罗伟章（摄影：农京早）

一个好的文学写作者都是高度敏感的。这种敏感不是指性格的脆弱倾向，而是一种细腻的感知力。在罗伟章那里，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气息的捕捉：一个声音，一个画面，都可以成为触发他创作一部作品的契机。

有一次回达州老家，罗伟章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在村庄各处转来转去，什么也不干。这种奇怪的状态，触动了他，借助艺术想象和虚构，罗伟章写出了《声音史》。这部作品，被批评家雷达认为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但罗伟章不认为是“乡村心灵史”，而是“自然心灵史”。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在现实生活中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生命就有了光。这是罗伟章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看到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使命感不是个大词，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尽心干好自己的事，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是写小说的，把小说写好是我的职责，没写好，就是失职。阿伦特大概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人有两种：一种人消耗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去攫取名利；另一种人塑造身份，为拥有的身份注入光芒。后一种人是社会的脊梁。”

罗伟章分析说：“语言在情感和思想之后，情感有了，思想有了，语言自然就有了。语言能力是审美能力的综合。但专门的语言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托尔斯泰到80岁还在像小学生一样练习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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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己写作的特定地理和命定方向

但“特定地理”不是目的地。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只是一面镜子，确切的说法是一只天眼，通过这只眼睛，他要侦察的是时代变迁，是发掘和呈现不曾被人们好好意识到的心灵幽暗之地，表现当代人的自我与他者，表现人心与环境和时代的关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摄影报道

熟悉罗伟章的人不难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跟他小说的语言是一致的。这种语言不是凹造型的华丽辞藻型，而是通达和幽默凝练出来的准确与生动。对这种描述，罗伟章很认同，“尤其是准确，正中靶心的准确，捕捉事物和情绪的准确，非常难。但值得为之努力。”

罗伟章在写作实践中也体会到，一个作家最好有一个自己的“特定地理”，“这个特定地理，最好与写作者的生命有着深度联系，是成长期的联系——你在成长的同时，把你生存的环境也融进了血肉，就成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写作的时候，将小说地理设定在那个环境里，你便胸有成竹，人物自在活动，人物会碰见什么，会被什么东西绊一下，会闻到什么气味……都是自然而然的，闭着眼睛，就无比清晰。生活的质感因此扑面而来。”

读罗伟章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特定地理”就是在其作品中多处出现的那个有着3层院落的大巴山余脉的村庄，像福克纳笔下那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写不尽，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人物进去。“那里就像个舞台，上演着不同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