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散装的（）

那么，为什么成了今天的局面呢？

清朝瓦解后，毕节行政中心由大定迁至现今的毕节，从当时的地理中心转移到距云南交界仅二十余公里的地方，与大定时期腹心地带黔西、金沙、织金的距离拉远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是致命的。而雪上加霜的是，这几个县旁边，中心城市遵义、贵阳、安顺、六盘水近在咫尺，虎视眈眈。长久以来，毕节主城区做不大、经济萎靡不振。

历史上这一方位的民族政权虽然实力不俗，但毕竟是非主流民族，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蛮邦，其政权结构、意识形态，是不被正统所认可的。至今，地级的毕节官方话语系统，追溯的正统建制，仍是以禄州和毕节卫为准，那其实是中原对西南极弱的羁縻机构和军事据点，并没有深入到整片区域的社会中。而水西、乌撒等文化的宣传，只局限于黔西、大方等县级层面，零碎且不完整。

在毕节，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主城区离大多数县区都比较远，却与云南的镇雄县紧挨在一起，其他县区动不动闹着要离家出走，今天金沙说跟遵义，明天黔西说要跟贵阳过，甚至织金、纳雍也……

以今天来看，毕节区域的古代史，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

这就给外人造成了毕节古代史极短，没有文化底蕴的印象，以致内部县区缺乏文化认同。

毕节改土归流后，得到了新的开发，新设的大定府经济有所发展，境内的铅锌等矿产被开采，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货币制造原料产地。水运、驿道设施得到修缮，商道繁华；加之玉米、番薯等农作物推广，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造成了后来毕节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矿产、土地等资源被过度开采利用。

但是随之而来，毕节并没有被三线建设等历史红利砸中。在众多重工、军工企业纷纷落户贵阳、安顺等地时，毕节仍然是局外人，还被划走了水城县，错过了六七十年代那一波基建热潮，与铁路无缘，被彻底边缘化。

一是错失发展机遇

作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家庭，家长镇不住，家里孩子这样无休止闹下去，还能过吗？

反观遵义这边，播州杨氏自杨端起，就追溯河东杨氏为先祖，自称杨继业老令公之后，一副中州正统、忠臣良将面目。从播州出土器物看，其文化系统与中原密切得多，虽然杨氏的族属尚无定论，但是播州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正统性却得到主流官方的认可。

二是中心辐射力长期不足

三是正统历史观的不公正对待

其实回顾起来，历史上以毕节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并不弱势，毕节所属的水西政权，其首领君长兼任贵州宣尉使，位居贵州各地方势力之上，同时拥有修文、清镇、平坝部分地区的“水外六目”之地、乌江两岸水稻产区多大一万多平方公里，是黔中最理想的农耕之地。

而后的毕节，却陷入了历史漩涡，磨蹭百年下来，各个县区也就七零八落了，黄花菜也差不多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