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是几本（浙江传媒有前途吗）

十一：看到了不一样的黄老师，有些童年经历似曾相识，回忆起来很感动，让我越来越深信童年决定论和潜意识决定论，不知道是磨砺的副产品还是部分真理，原来黄老师也有同感。。

任平（杭大同学）：好文。看来我也要写得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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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是呵，现在学文的依然是危险的，老人所言，原本不错。只是年轻气盛，总想不一定落到我头上。。其实我仍然算是正常年纪上学的。在班里属于小的一拨，和那些有丰富人生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是没法比的。所以基本上闷着头看书，眼界亦窄。80级是个界。虽然我的年龄，读80级也不算大，但我毕竟是跟在前面了。这前三届与80后，确实是两个世界。换个角度说，80年之后上学的学生，是相对正常的；前三届，是一帮不正常的家伙来到了学校。对家国事业的责任感，也意味着掌控欲望。我们的许多“资产”，就都是文革中积累的资产。 在这一代人里自然而然地会有所体现。

倪莉（博士毕业生）：有趣，感觉老师和同龄人比，还是相当相当幸运的，受过了完整的教育，家里也不算太贫穷，学习的过程现在看来也是那么有趣有张有弛，唯一打击的可能是77年第一次高考落榜，可是现在看来77级大学生和78级大学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78级更正规了，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一两百人只考取了两个，这确实太不容易了，幸运是一方面，实力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剩下的一百多人恐怕就变成了芸芸众生了吧，再想出人头地，就得有其他的机遇和时世了。。读《书的诱惑》，最记得老师有一手倒读文章的好技术。。

五、怀念、歌颂（华、毛、周）

宣雄豪（高中同学）：老同学好，你这篇青少年时期求学知进，努力拼搏，终成梦想之文很好，顺时间推移逐一展开，读来顺畅，展现了一个时代人生的懂憬，仿佛把我也带入此情此景中。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所以，我居然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平静地上学，享受学习的快乐。这之后，我在杭州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留校，然后又考到广州读博士，从此远离家乡，双亲也是这样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

赵义山（四川师大）：你当年的理想比我要远大得多，我当时想的是在生产队当一个记工员，把大家每天的工分记得没有差错，就算实现人生理想了。结果却没能实现，很是失落。

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这中学在“文革”初期才冠以“五七”二字，县城著名中学甚至诸暨师范的名牌老师，都一度下放到这里任教。我二姐和哥哥都是这所高中毕业的。他们的老师，如王文浩校长回县城后担任过县里的局级干部，石如鑫老师原本就是诸暨师范里教语文的资深教师。我入学的时候，这批最厉害的老师已经返回了，但也仍有不少优秀的老师加入进来。如教语文的汤洁仁老师，黑框眼镜，小而瘦，声音十分洪亮，擅长吴昌硕体，粉笔字写得黑板呯呯作响，十分硬气。教化学的马剑英老师，高高瘦瘦，他是本县最优秀的化学教师之一，他的字也像人一样秀气飄逸，我和很多同学都学他。直到上大学后才明白，学他这字，若不到位，便绵而无力，我后来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

岑永芳：可以想象。毕竟是很难得又宝贵的聚首，一定有谈不完的话了。

黄仕忠：我们俩现在变成同一个村子了（原先自然村不同，他们郭姓是大村）。十多年前，我们这两个三十年前的农民，一起在东京街头游逛，再叙当年旧事，恍如隔世。

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得有些晚，村里不时有传言，说是有谁考上了。也有人专门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仕忠不在考上的名单里。母亲有些担心地跟我说起这些传言，我平静地说：总要看到正式的成绩单，才能算数。

黄仕忠：可是，人生下来不是用来磨砺的……我一直认为你们那样读书才是正常的，而我们那时在大学里的用功，恰恰是不正常的。

浙江省七七年的高考，印象中似乎先有初试，通过初试、政审，刷掉了许多人。但贫下中农出身的，也没有了优惠，大家一起凭本事考。

王永太（杭大研究生同学）：兄少年时能挑200斤的担子，力气真大。诸暨耕读之风延绵传世，重视教育，兄文中可见一斑。杭大读研三年，兄与我交往甚多，深知兄为人忠义挚诚，可真不知高考前还做过很多农活。看着兄文，眼前还浮现出兄一个人在楼后的篮球场练习篮球，人尽管高大，动作可灵活，转身上篮犹如陀螺。研究生篮球赛，中文系与体育系交锋，兄盖帽体育系2米高的大中锋，最终打赢体育系研究生。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今日兄学术生涯成绩斐然，可喜可贺！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张一帆（中国人民大学）：您读大学时不戴眼镜的？张德明老师的哥哥张德强是77级？恢复高考时，我正读高二第一学期，大概是成绩相对较好，当年十一月份就被抽调去参加第一次高考，初试也通过了，但复试时名落孙山。原因是作文考砸了，复试的作文题目是“路”，我按照当时政治论述文的常规作法，写了满篇的大话和套话，想必让阅卷的老师不以为然，自然是得不了好分数的。记得复试阶段，全县语文得最高分的是一位高龄知青考生，他从自身的曲折经历阐释了人生之路该如何走的问题，夹叙夹议，情理交融，这样的作文在当时最受判卷老师青睐。罗卫东老师也是败在《路》上。年龄段到底不同，也意味着前三十年的教育有鲜明的分期。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陈雅新（深圳大学）：文字质朴而有味道，读着让人动情。您成长的经历富于戏剧性，变化太多，不知道以后会干什么。我们这一代，好像从小就把所有台阶都摆在眼前了，使劲往上爬就是了，不会有多大的“意想不到”。您说从小形成的习惯，看到什么都会想想有什么用，我也觉得您的确把它带到了学术中，什么材料也不放过，什么领域也要开拓一番。看似偶然的背后往往有一种必然。您今天的高度，离不开您自幼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原来现在让我们敬畏的黄老师有着这么生动的少年时代，读着很好玩!嗯嗯!学术成就高的人，应该都是您这样，把学术和人生打通了，尽管人生不尽相同。

张蕾（广州大学）：原谅我偏题，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意气的黄老师爬高就低造房子打墙，一袋谷子甩上肩头的样子，一定特帅。

童雯霞：感谢老师的分享。未曾经历，真是一种幸运，珍惜当下。母亲洗衣服那段，好像电影里的情节，觉得老师的这篇文章，仿佛就是一部电影。倒是老师的学问，做得完全没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愉快]。老师的格局好大。我要是从小山村里走出来，估计最多只是个“又红又专”的工人。我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还原不了。我只能理解为这是老师的天分。

陈慧：老师说的是，学生有些过分追求外在的动力了。[囧]。

三、雷锋（事，题词）（成长，明灯，理想小议）

□黄仕忠

李莉薇（华南师大）：拜读，顺便学习怎样写文章。我们七零后没有亲身经历“文革”，大多是听来的、读来的故事，间接经验居多。今天高大上的黄老师也曾经是一个追梦的少年，好励志！令我想起读初中时追看《羊城晚报》上一个好像叫陈国凯的作家写的连载《荒唐岁月》。

后来才知道，父亲为我的未来，做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做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本组同学毕业合影，作者为前排右二。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即使放开了限制，大学依然离农村青年有多么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三月间，枫桥区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十五、六个人，大约都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徐大军（杭州师大）：感觉不被时代洪流淹没，必须有颗沉静的心和定力。16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78年读高复班时，每早上学去的路上，思考着作文题目，有新时期总任务、科学技术进军、接受工农兵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感觉黄老师当年操心的都是总理的事儿。还有，文末的照片中，女同学们很漂亮。

刘平清（广州大典）：67年您上小学，我刚刚出生。顺便说一句，小时候最向往杭大，我大姐和姐夫都是杭大75级外语系毕业。看到他们的照片才知道大学教室原来这么高。

邹双双（中山大学）：黄老师和我爸应该年纪不相上下，可惜我爸是小学毕业就出来做木匠学徒了，不过这门手艺成了他立家之本，养育了我们几姐妹。朴实文字的故事中，有些是我未曾经历但听我爸妈说过，有些我也经历过，如“双抢”“挑河沙”，南方农村，似乎有很多共同记忆。读来或听来千言万语，也难以知道经历过的人的一声唏嘘有多长有多深。

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平时有所准备，考时少搔头皮）

徐迎宾：我能读高中是因为“回潮”（邓小平主政时所为，后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回潮”）时，初升高要考试，所以有机会考上高中，也是因为“回潮”学了些初高中的知识，刚好能在恢复高考时用上，结果改变自己的人生。。

197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那时正时兴“推荐上学”。村里人说：他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上过中学了，应该让贫下中农上了。——因为我家是中农。据说郭老师帮我说了一句：可也要有成绩好的去上呀。凭这句话，我上了高中。

老网山与钱家山下村。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到82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那时，往来活动的范围，不过三五里之间，却是我的世界的全部。所以经常琢磨怎么样用好田头地角，安排耕种。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途径，便是包产到人。这是从农忙时生产队实施的包工制推衍而来的，同时我相信农民自己才知道怎么才能种好田，既然仅有七厘的自留地可产出三个月的粮食，就没道理种不好田地。只是我并不知道，这条道路早已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了。由于中农成分，我父亲则是地主的外甥，事实上是不可能让我来担任生产小队长的。甚至连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参军，我都没有参加体检的机会。但人总要有梦想，据那时的报道，地主富农出身者，也有着“可以改造好”这条路，所以，我依然充满憧憬。

黄仕忠：正是。只要生长在农村，在相同的背景，自然会有许多相似的故事，相同的情感。每个片段，其实就是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诉说着特殊年代的故事，有着画外之音。个中内容，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吧。

纪德君（广州大学）：纯朴无华的语言，娓娓地讲述着青葱岁月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情，字里行间流动着纯真年代丰富动人的人生体验。我也是农家子弟，也有过一些似曾相识的生活经历，读了你的这篇回忆文字，心中涌起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感动! 。我写过一系列这一类的文字，只是为了重温少年时代的梦想与感受，只是没有发给学界师友们看。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把你写的这一类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辑出版。其实，读这样的文字，既入心又受益，真心感觉不错!

黄仕忠：那时其实真心希望用自己的办法，让村民们改变饭也吃不饱的生活，甚至以为比自己去读书更重要。大约是另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想法。所以，才是少年梦。当然，后来才明白，体制、制度更重要，只有这些改变了，当农民可以按自己方式耕种，解决吃饭，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年少时的想法，还真是另类的。

徐迎宾（中大博士同学）：我也恢复高考就考上了大学，刚刚十八岁。农村的孩子，天上掉馅饼，有机会考大学

胡晓真：好棒的想法！ 后来成为大家的，都曾是另类的少年吧。

录取到杭大后，二表哥专门来找过我，以他的经验，读中文，有很大的危险性，杭大有地理系，文理兼收，最为安全，所以建议我转去这个专业。但我对地理没有感觉，而写文章则是我喜欢的事，想来要转专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行动。

程芸（武汉大学）：我父亲是那个年代的中学老师，所以，关于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也隐约有些印象，读来特别亲切，因为离自己并不太远。

【回音壁】

刘晓军（华东师大）：我是七零后——1975年出生，您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大都做过——除了垒墙。我出生在一个半边户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农村里的活儿，除了犁田不会，其他的都不在话下。浸谷种、育秧苗、打农药、挑牛粪、收稻谷，甚至剁猪草、喂猪食等，每一样都得心应手。上高中后，我还是家里的农机手。父亲先后买过两台抽水机，其中一台三马力的还被用来给打稻机提供动力，脱稻谷时就不用脚去踩了。大概从四月份早稻插秧开始至十月份收完晚稻，我要负责摆弄抽水机侍候三亩水田，田里养了很多鲤鱼，所以一刻也不能缺水。此外，还要受雇给人家的田里抽水，一小时能挣八块钱，一个暑假大概能挣一千块。高三第一学期提前一个月开学，正值生意最好的时节，我还在为损失了好几百块钱而懊恼。我那时大概也是胸无大志的，以为一辈子在家里种种地，养几头猪，靠两台抽水机也能过上一辈子。

陈水蓉（龙泉中学）：黄教授，让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你。我的梦想不是生产队长啊，而是生产队的作业小组长。

陈正宏（复旦大学）：我从伦敦回上海，隔日到东京，现在早稻田参会，时差还没倒过来，回复迟延，抱歉之至！我报中文系时，我爹也反对，说不安全。直到学古文献了，他才放心。呵呵。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真是令人怀念的黄金时代。我比兄晚，也是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复旦的。当时赶上五世同堂，和77级住同一楼，看你们这一届大哥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卢新华、颜海平就在身边。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受此激励，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都会构思几个题目，选择农村的经历、听过的故事、所闻的时事，思考几种结构、几种开头或结尾，然后选一个较为成熟的，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写在四开的白纸上。后来装订成册，居然写了有好几本。现在还有一本留在手上。

顾歆艺（北京大学）：好有传奇色彩！我初中时也写了不少黑板报。

黄仕忠：这不是掉馅饼，只是撒了点芝麻。因为即使同样的高考机会，由于教育条件的不同，对于城里和乡下，依然天壤之别。

一、新时期总任务（人大文件，宣传资料，华的号召）（批四人帮）

吴佩熏（台湾大学）：老师的求学之路像小说一般柳暗花明，能读书，找到自己倾心的专业，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这个封面用镂空字写着“作文”两字的本子，目录下面还有一些札记，写着我觉得可能会被列为作文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一个农村考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吴海（中山大学）：真感人。特别是从老师练粉笔字的例子，就明白老师严谨的学术品格是怎么磨砺出来的。

赵春宁（厦门大学）：您那一代人的大学之路都可以入小说，和现在的孩子比，不是一般的丰富。

黄仕忠：正是。毕竟我的所有教育都是文革之中完成的。而您后半部分的教育已经相对完整了。

黄仕忠：@陈水蓉 当年的铁姑娘，梦想也不小啊。其实生产队小队长的梦想后面，也还是一个上大学的梦。因为要是做好这个小队长，把家乡改造好了，说不定会引起上级注意，某一日评为先进，然后也就有机会推荐上大学了。

陈引驰（复旦大学）：天造地设，因缘具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茶山翠绿依旧。（王丽雅提供）

张良珠（初高中同学）：我们好像初、高中都是前后排。你那时也确实优秀，作为我也许是生不缝时，又是女儿身，假如1+1一定等于2，我一定要去考大学。我们有同学复习考了四年还是没有考上，我母亲就拿她为例，不让我再复习高考，我在白米湾林场当了几年出纳，后去城关当家属工。我在城关碰上马剑英、何瑞良老师，他们也替我婉惜，说我考个师范都可以。唉，也许命该如此。当时我还是食品厂零时工。

叶晓芳（杭大同学）：梦想很高远，十八岁当生产队小队长。

黄仕忠：郭润涛小我一岁，低一级。但他早先是全公社闻名的神童。能说会写，体育打乒乓球、篮球，都很厉害。

许云和（中山大学）：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仕忠把我带回了当年，如话家常的文笔，很感人。谢谢仕忠。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七七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成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记忆与背诵。那时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时间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傅卓言（复旦大学）：原来老师的微信名有这个渊源。看完文章很有感触，原来生活中的点滴积累都会给后面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帮助，就像老师写板报，既练了字也练了文章和基本功。虽然积累的过程中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认真去做总会有收获的。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组织生产的责任、筹划一百多号人的生计、行政权力和家族势力以及姻亲关系纵横交错，十分复杂，所以要强势家庭的人出任队长，否则压不住阵脚。

队委由7个人组成：队长（一般为强势家庭人员出任，年误工补贴400工分）、政治队长（必须是党员，误工补贴200）、副队长（一般是种田好把式，才有资格骂那些活干不好的人，误工补贴200）、会计（误工补贴600）、出纳（240分）、保管（240分）、贫下中农代表（120分）。这些情况，还有钱物分配制度，我相信一般知青是不清楚的。在生产队里，会计的位置最重要了。在当时受教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能胜任的人不多，而且事情确实很多。

其实我那时还有一条路可走——顶我父亲的班，当一名铁路工人。高考结束后，我还参加了广铁集团组织的岗前培训。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应该是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火车司机了，一名真正的老司机。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从此一概排除漂亮浮华的字句，只走朴实一路，力求准确。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文字表达。我的作文本上，他有时用红笔给一些字在下边加了圈。我想，这可能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够好，就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圈点”，意思是肯定我那个字用得很好。

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只会按文革里学到的大批判、大宣传的路子写文章。

徐芃（美国耶鲁大学）：您没当小队长，是村里的损失，却嘉惠学林了 。钦佩。无意中发生的人生的转折，偶然中也有必然。

七、写人、事、天、活动，劳动（如批判会）

四、自己成长（怎么辅导，接受工农兵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认识）

李静（华南师大）：当年寒门书生如今成就大学问，原来都是苦中得来。能于苦中享受并坚持读书之乐，便是不同于常人之品质。获益良多，也更增羞愧呢。

我们实行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清晨露浓，茶芽齐整，望之令人欣喜，入手感觉亦佳。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汤老师则组织我们撰写歌唱春茶战役的诗篇。记得1976年的春天，每天清晨，公社的广播里传来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我听了报道，有几日一早醒来，内心不能平静，写了一首长诗，来表达战斗的情绪。后来被汤老师收入“春茶战役诗集”，却是其中唯一不曾与茶有关联的诗歌。那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只是一时要从柜子里翻找出来，却是不易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虽然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但村上有头脸的人，已经在说应该是让贫下中农先上的，“四类分子”家属当然不应该给机会。我家是中农，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而我们姐弟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这是个机会。我大姐在六六年还上着初中，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但这时结婚已经几年，刚有了孩子。二姐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学习很是出色，多年后我上高中，老师们对她印象依然深刻，得知我是她弟弟，在问询间，似乎还有另眼相看的意思。二姐在七二年高中毕业，当时曾说要恢复高考，给了她很大希望，却因为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生生给改变了。二姐很是绝望，把书都丢了。哥哥倒是适龄，但高中未读全，那时心思也不在读书，成绩还不够突出。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无牵无挂，加上以往读书成绩还算可以，年龄也还小，所以机会正好。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好有趣的回忆！ 为了弥补当年未实现梦想，以后见到您就叫您一声「队长好！」吧。——让我们叫着玩儿啊！

离高考大约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上。

胡传吉（中山大学）：明白学他这字，绵而无力，后来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黄老师的幽默。写得实在，受益了。

凌凌（杭大同学）：真好。我本来也想写点田园风光的，可惜篇幅有限我又牵连颇多，只好写成忆苦思甜了。我下乡时，房间里有一个玻璃缸，养着小金鱼，床头一张山水画，画着当代愚公换新天，邻村两个知青来看我，一眼断定我跟他们不一样，当时把我眼泪都急出来。。

丁春华（中山大学）：老师的文章。很亲切的日常。印象中，老师总是说，职称、博导等等，不分先后，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其他的，不用苛求，不要着急，一切水到渠成，顺其自然。貌似从老师年少时就有迹可循了。。安心做一件事本身就是欢喜了，能有其他的收获，算作锦上添花，没有，也没有损失。。

岑永芳（法国法兰西学院）：谢谢您的分享。朴素、真挚、感人是我读时及读后的第一感受。文中提到的郭润涛先生，曾来过法国，与他颇熟，想不到他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陈正宏：那兄更厉害了!当时我们81级是最小的，77级看我们就像看孩子，觉得怎么这么不懂事。不过我们毕竟还沾了一点你们传下来的对国家对事业的责任感，90以后的本科生完全不同了。

政治队长只是个符号，主要体现党的领导，没什么具体事情。副队长主要负责干活时吆喝吆喝，干活本身有工分。会计、保管、出纳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保管为例：要管理生产队仓库里的所有化肥、农药、种子和库存粮食，分配粮食时掌秤，等等，240分报酬其实不高，但大家更看重的是手中的实权。

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课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

上中学那时，父亲布置家里造新屋了。因为我们两兄弟，家里却只有一间屋。先是平地基，然后从河里挑沙子，到几十里外用双轮车拉石灰。筑地基时，抬石头、砌墙脚，都是请人帮的工。打沙墙，用的是“版筑”法，除最初几圈外，都是我们自己打的。一版版的沙墙，一层层地升高。父亲琢磨着如何垂直与平衡，不知不觉中成了合格的泥水匠。而我和哥哥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视高如低，甚至可以在高高的架子横梁上走路了。上顶樑时，父亲在红纸上大书两幅“万岁”，以作上樑文，百邪皆避，最是适宜，至今仍粘在樑头，堪称文物了。为了造房子，哥哥放弃了高中的最后半年。我则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从夏天到秋天，有大半个学期没去上学。班主任何瑞良老师来叫我去上学，我迟疑着表示不会再去了。后来班上四位要好的同学来叫，我说担心跟不上。同学说：嗨，你怎么可能跟不上呢！于是有了台阶，重新回校，读完了最后一个半学期。

凌凌：是的，除却这些痛苦，更多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高中同届两个班的同学，近一百一十人，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能够考上，也是因为平时喜欢读书，而家里还有一些叔叔和姐姐读过的书，以及偶尔读些姐姐她们借来的书。在农村，想要读书，原本就不容易，那时如果不能在中学里获得知识，即使高考的机会到来，也完全没有竞争力。

郑志良（中国人民大学）：拜读了，挺有意思的，幸亏当年没做生产队小队长。

仕忠，这里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当初读高中时，真的是三天打鱼四天晒网，家里造房子事挺多，因你坐在我后面。我们都是走读生与班上同学都沒有深交。我们俩人有时倒还说说话，毕竟初高中都是同学和前后排。但是命运却是天壤之别。怀念过去，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陈慧（中山大学）：拜读了。老师那时真不容易！家父也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第一批，有时听他讲，就觉得我们这代看似幸运，却也因为少了些时代的磨砺，不够坚韧。

黄仕忠：当年说七七级百分之三的录取率，七八级百分之五。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能有百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更加幸运。

庄初升（浙江大学）：通读一遍，感慨! 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大学真是太不容易了。事非经过不知难!所以细节都记得那么真切。我16岁之前也吃过不少苦，但比起您来好一些。60年代头尾都有些不同，说明时代的变化。

武云（中国戏剧出版社）：黄老师的高考。个人史就是鲜活生动的家国史。

黄仕忠：我们从小都喝绍兴黄酒。村里人能喝的，黄酒不解劲了，便喝烧酒。所以，这是真能喝。不过，那也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恐怕也不能多喝了。

我在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区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那山，远看犹如一张撒下的网，所以人们也叫它做“老网山”，而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叫网山大队。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的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盛志梅（天津师大）：黄老师的文笔真好，这么长的经历居然让您写得如山间小溪，迂回婉转，序次井然，静美清澈，柔媚可爱，平静之中不乏温馨，琐屑之内蕴涵深情。回忆文字写的如此有趣，真的了不起。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黄老师平易，热情，淳朴，执着，待人如春风扑面的气质，原本应该是渊源有自啊。

白米湾五七中学旧校舍。（郭巨松摄）

二、科学技术进军方面（报告）

吴朝骞（杭大同学）：这个专题成了文科的专题或是中文系的专题了。我也想写一点，可惜照片资料找不到，就搁笔了。读读这些文章，感觉有趣，勾起学生生活的回忆。

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六、教育革命（新气象、先进的老师、同学，招生制度的改革）

我在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这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穆成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琢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也知道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一个村子的同学，每天放学时，列成队，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一个同学拿着老师给的纸，另一个同学则据纸上所写，领呼口号。三年级的时候，正值“七亿人民迎九大”，我积极响应老师的要求，专门拿了一张报纸，读给不识字的远房婶婶听。婶子正在切猪草，其实没有听懂我读的是什么，只是不停表扬我很懂事，令我很有成就感。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厚重的故事书，看黄老师的大学之路，细节若揭开了时代图卷。

孙笛庐（中山大学）：很是感慨。改变命运的高考哟，几家欢乐几家愁。老师当年的梦想竟然是生产队小队长，真是不可思议。

岑永芳：还能喝！一瓶茅台在手便更生猛。。

陈雨萱（中山大学）：读了您上大学的经历想到了自己，我们这代人读书更像是按部就班的任务，高考更是举全家之力，要上个名牌大学，然而上大学的意义好像渐渐被这个形式隐匿了。少了几分您那样想改变村里现状的少年意气。我刚来中大的时候，对上大学也没有什么实感，不久后第一次来南校与导师见面，您带着我们游康乐园，讲解各处的历史。然后告诉我们要心怀更高的追求，也要回珠海好好熟悉图书馆每个细节。知道该做点什么了，才更觉得自己是黄天骥爷爷喊的“大学生们”了。

王静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文风雅致，内容实在，一段珍贵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确实受教。没想到老师念大学的历程如此不易。。

何珠芳（中学校友）：半夜醒来认真拜读了全文，有相似的经历，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总之边看边与自己对照，等于回忆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张奕琳（中山大学）：谢谢老师赐文，78级大学生，既是时代塑造的符号，更是个人对自己选择方向的坚持。我觉得，有不少偶然因素对命运有所影响，但终究离不开自己的选择。从整个大时代看，77，78级大学生独有的精神人格和情怀也是历史的少数与幸运

我在七八岁时就跟着父兄后面，在自留地里干活。每人仅七厘的自留地，其实承担了家里三分之一口粮。到初中时，每到周末，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从一日挣一点八个工分开始，到高中时可挣五、六分工分，——全劳力则是每天十分。除了赶牛耕田这特殊农活有专人承担而没有做过外，其他农活都尝试做过了。由于从初中时就开始长个子，有体力，高中毕业后，短途挑二百斤的担子，已经没有问题。高考那年，去国家粮库卖爱国粮，一百四十斤的谷袋子，两手抓住袋角，一甩便上肩头。至于插秧、割稻，当然不肯落在人后。总提醒自己，只要别人能干的活，我也一定可以做到。还努力学习“科学”地种田、养猪，例如看到邻村介绍用发酵饲料以助猪崽生长，就尝试着在糠里加酒曲来制作发酵饲料，虽然最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的这种实验。雨天则在家里用揉制过的稻草打草鞋，斫来山上的野竹，削成篾片，编制或补箿畚箕。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轻拂，波浪起伏，油然而生“良苗亦怀新”之感，虽然当时不知道陶渊明有这诗句，但真的好像感受到了那禾苗的喜悦情绪，于是也心生愉悦。只是看见花草，便总想着能结何种果子，看到树木，则想着可作椽子还是樑柱或是板材，观水塘，想着摸螺蛳，见麻雀，想着掏鸟窝，所以，凡是看到的东西，总想着能有什么用处，从来不会发生“小资情调”式的单纯欣赏。而且，小时候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到了现在，依然不曾有多少改变。

漆永祥（北京大学）：觉悟太晚 ，关键是那时咱们太穷 ，我爷给我定的目标是记工员。

周新华（中大博士同学）：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几乎每个人都有故事，你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 。我曾经做过三班倒的纺织女工，，那时16、17岁吧。一天在厂门口看到他们在下棋，我看了一会儿，多嘴说了几步棋，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小时候看父亲和哥哥下棋，后来我和哥哥每次被叫去做家务，我俩就下棋，谁输了就得干活。。那次厂门口的下棋，原来是他们在准备地区比赛，规定六男一女，他们已经有位女士了。那天当场我取代了她。。后来区里选拨，我被选去，每周训练两次。三班倒的女儿，这非常影响“生产”，影响休息。我妈妈看着心痛，背着我，请他们不要我参加。。指导我的是有名的中国象棋大师，那时有规定，训练日我可以上班休息两小时，也许领导看我太影响工作了，也说会下棋的一定“聪明”，推荐我去考大学了。那还是“工农兵”学员呢 我就去报名了。记得当年上海纺织局有几万名工人，我们毛麻部门好像就6个名额。

郑尚宪（中大博士同学）：我比赵老师有“官运”：在乡下近9年，先当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后任社办砖瓦厂保管员，兼任生产队出纳、生产大队农业技术员。报酬是：记工员：一年误工补贴120个工分（相当于15个标准劳动日）；出纳：一年240工分；社办砖瓦厂保管，每卖出一窑砖瓦18元；农业技术员，每年240工分，另加24元现金。但我实际上是生产队的CEO，每天晚饭后，队委们先聚到我家商量好事情，再到队部记工、议事。全生产队26户，143口人，在我操盘下运行了三年。

郭冰茹（中山大学）：我们的高考之路单一得多。每天刷题做卷子。倒也是波澜不惊地考完了。我似乎是没有故事的人。[囧]。

但农活也确实繁重，繁重到令人不堪承受。特别是“双抢”季节，炎热的天气，在田坎角落里弯腰割稻，闷热到四十多度，却没有一丝风，令人喘不过气来。又或是挑着百余斤的柴担，山行数里，垛柱撑着，双膝不停打颤，行至山脚路边，扔下柴担，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这些时刻，又让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呆下去，我要离开这山村。每当爬上老网山顶，眺望四周，连绵皆山，可耕种者不过是山谷间梯田坡地，唯有北望十五里外的枫桥镇，山峦之间，房屋隐隐，令我常生遐想，不知那山之外，究竟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何种光景。只是从来没有进过城市，所以没法想象城中景象，只是想着，山那边可能仍是山，但总归会有些新鲜故事，心中不免痒痒。夏日气压特低沉闷的时候，偶尔也会传阵阵火车的汽笛声，那铁路虽在几十里外，却让人想象飞驰的远方。因为年少多梦，日子也就过得飞快。

杜文庆（杭大同学）：刚刚拜读了。写得不错，很细腻，很朴实！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我念高一时，父亲认识了一个屠夫，在他家吃过几顿饭。有天父亲回家后跟母亲说，屠夫家有个闺女，长得不错，很能干，想给我定下来做老婆。正巧被我听到了，很生气，发了一通火，这事便不再提起。不然，我可能是现代版的范进了。

黄仕忠：不仅是穷。三五里范围便是世界的全部，想像的空间就那些，做个小队长的梦，已经很“大气”了。我也在生产队里当过两天记工分的，但不是“员”。我哥才是。

徐永明（浙江大学）：当年的习作保存完好，不容易！以后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通知下来我都不敢相信。那时一般都是干部啥去读书的，我啥都不是。至今还有人认为当年我是开后门的。路程错一步，今天的我也许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考大学我也许还会的。后来为了脱“工农兵学员”帽子，就考了硕士，再考了博士。就是我不会写，故事还蛮多的呢。[愉快]。人家以为这“后门的内容”不合适吧。。

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原来“钱家山下”是个村名啊。 黄老师这一路走来可真不易，读来很亲切很感人。有时真想穿越到那个时代体验一两个月。 。

黄仕忠：如果不是一味诉苦，而用另一种眼光来讲述，你的故事应当更加精彩。因为我那时毕竟还是太小，未能更多接触社会，也没有其他表现的机会，最多只是在家里闷想而已。

七七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本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转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本班班干部的毕业留影。

范元办（中山大学）：黄老师，好励志啊！以您今天取得之成就，就明白之前诸事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啊。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嗦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后来想想，这过程中，其实还学会了校对、排版、改稿，——这些正是我做老师后经常用到的基本功，而喜欢改动别人文字的“坏习惯”，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染上的。

商海峰（香港教育学院）：眼下中国的各个领域，不知有多少精英都是出自三十年前冬春间的那次大变革——原来老师的人生故事，也是从这里讲起的。文如其人，如在目前，所以娓娓道来间，就能感受到那正是老师的见地、个性和文气，也就终于体会到「钱家山下」四字的蕴味了。西湖梦寻，「老杭大中文系」不知也曾是多少文学少年怀揣的梦想，您何时有兴致，也给大家再讲讲续集吧。

岑永芳：希望下次黄老师您来巴黎时，我们可以一起喝红酒。

1976年的夏天，我在懵懵懂懂中，读了九年半的书，还未满十六岁，就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由于那时心思不在读书，完全不记得高中时学了些什么。反正回乡种田，这已经是“高学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