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产业转移与南方国家的困境）

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描述里，高度分散的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每个微观主体在市场上都有得到机会的可能，但是成规模的外资面对高度分散的交易主体时往往无法完成交易，较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外资青睐集中化程度高的地区。无论如何定义这种集中化的体制，对资本来说，低成本永远是它的首要选择。

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接受了产业转移的国家工业化生产之后，其产品能返销国际市场吗？以中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转移的重工业产品线与苏联消费的产品之间具有代差，因此中国制造的工业品无法返销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如何继续维持？彼时国内分散的广大小农群体无法承接昂贵的工业品，如50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便只能以乡为单位组织起高级社去承接。当工业部门不可能创造外汇收入支付因产业转移带来的债务时，便只有依靠农产品和矿产品偿去还债务。

三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天我们是美国的债权国之一，可我们有资格要求对方按我们的意愿改变其制度吗？当年他们颐指气使让我们干的活为什么在今天不能让他们也干一遍？这些债务国如今没有还债意愿，更不能接受指手画脚，甚至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否则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有这个道理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见到哪个人物就中国最大债权国的身份提出一些意见，哪怕提一下过往的历史，可惜我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以及派生的教科书体系并没有教出这样的人，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我也不会有这种意识。

在历史上，产业转移有一个重要阶段。二战之后，形成了美国、苏联两大寡头分割控制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冷战体系的意识形态交锋中，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工福利大致均等，西方国家为了与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向劳工群体做出了妥协，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一定优先压低劳工待遇，劳资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逐渐尖锐。第二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的工业生产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支持下迅速恢复，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战后生产过剩，激进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武装斗争，于是欧洲、日本在70年代将劳动密集产业陆续向外转移。欧洲的产业转移至拉美的军人政权国家，日本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的军人政权国家，因为只有高度集中的集权政府能够相对有效地压制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矛盾。

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遇到的困境是非常清楚的，其中最为恶劣的是需要不断地向债权国承诺调整自身制度以适应债权国的要求。中国从70年代开始利用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改造工业结构，同时带来的高负债遭遇到80年代的经济波动陷入了债务困境，世界银行以极其优惠的贷款条件要求中国按照它的指导意见推进制度改革。我当时作为对接世行贷款工作小组的成员与世界银行代表团打了多年交道，我深知债权人是如何凭借优势地位要求债务人改变整个体系以适应债权人的需要。

有人批评我们说美债是优质资产，所以我们国家才会愿意购买持有，却不知这背后的危机转嫁：当美国发生危机，就能依靠印发美元，让全世界一起承担美元通胀带来的恶果，将一国3亿人口造成的危机，转化成全世界70亿人口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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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为中国接受西方技术转移提供了环境，但中国接收德国桑塔纳的生产线，它首先转移的地区是巴西，之后再转移至中国，可谓是“二手的二手”，这种落后的产品并不被国际市场接受，更何况彼时的人民币并不是硬通货，便只能依靠农产品还债。类似的故事在诸多“南方国家”上演，当“南方国家”大量接受西方转移的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往往最终变成债务国，正如中国在50年代是苏联的债务国，70年代是西方的债务国一样。

2001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危机，同年发生“9·11”事件，美国资本为避险流向正大搞基本建设的中国，2003年中国成为FDI（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的国家。外资不断地流入中国，客观上使中国转变为外资拉动型增长，也因外资滚滚流入而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个阶段，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后发国家，或者叫作“南方国家”开始接受外资，比如号称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印度，但外资并不因政治正确而选择印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内，对于港资停留在珠三角一步不前，许多人认为香港与珠三角具有文化共性，但粤西不也是同一种文化吗？相较于温州、台州这一带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外资却青睐集中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江苏。这是因为资本需要一定的交易条件，相对高效、集中度较高的当地政府意味着交易费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