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招商引资回暖（市场化专业化趋势凸显）

他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前一只规模10亿元的引导基金，成立后不久政府就会将几亿元资金打到账上，如今他负责的一个县级政府基金，只打了500万元作为前期运营费用，后期则视投资项目进展放款。

郭方（化名）是胡耀的同行，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今年不只是各地方政府到深圳招商引资的力度比往年大，深圳各个区的招商会规模也很大，甚至细分到一个行业的小型招商会也在举办。”叠加深圳今年各类活动、会展特别多，酒店场地费也水涨船高。“疫情前8万元，现在是十二三万元起。”郭方以深圳福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场地费举例。即使这样，也经常会出现一地难求的情况。

除了办会，许多地方在日常招商引资工作中也比以往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

招商引资从招引目标属性上可大致从两个角度观察：地区和产业。

陈惠勇是深圳山西商会的副会长，让他感悟最深的一次招商活动，是他带一位年轻的家乡政府招商人员去香港与企业开会，虽然行程匆忙，几个人又挤在一个狭小的会议室里，但这位招商人员一坐下就打开笔记本电脑，直谈问题。“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让人听他宣讲”。陈惠勇称赞很接地气。

孙浩表示，当下国内各地招商引资所处的阶段，正从以传统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要素招商”向“资本招商”模式转变。业内把2014年视为转折点，当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等文件，和同时鼓励地方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形成“一收一放”的效果，地方招商引资模式随之开始转变，至今已快十年。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整体上中资境外债券发行方中城投公司占比超过一半，购买城投债券的买方中，“9成以上是中资机构”。

各地举办的招商引资推介会是观察招商活跃度的窗口。

资本招商

在新能源产业如火如荼、风头正盛的情况下，也有些地方为了追赶风口，盲目“硬上”新能源这趟“快车”。于洪在工作中了解到，东部某县政府领导，因当地有家比亚迪的供应商，便想围绕这家公司打造百亿规模的新能源产业链。经过他们的分析，认为这一设想难以实现，建议该领导放弃。

竞争更烈

据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观察，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较普遍。

一位接近某东部地区县级市城投公司的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司近期发行了一笔总额达75亿日元（以发行时汇率计算约3.5亿元人民币）的离岸债券。这只三年期的债权息票率为2.3%，但该人士表示，综合各环节发行、担保等费用后，实际成本达7%。更重要的是，这只债券的买方是一家国内城商行的香港分行。

记者在查看今年以来各地方日报发布的招商引资相关报道中，新能源相关项目出现频次最多。如10月19日《克拉玛依日报》报道，克拉玛依启动40个氢能产业合作项目，总签约金额达380亿元；8月29日《内蒙古日报》报道，总投资170亿元的高性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首期项目，7月在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下线；7月6日《佛山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多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落户佛山，投资额360亿元。

招商回暖

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一方面跟地方财政宽裕度有一定关系，更重要的是，过去多年各地引导基金暴露出不少问题，地方政府在学习进步的同时，也更为谨慎。

这一变形的“招商引资”方式，反映了地方招商引资压力的增大。当地方招商的市场化、专业性在逐步提高的同时，新的应对考核模式也在涌现，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需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证券时报记者 田牧

该人士称，城投公司已经获得该城商行的授信，只是把本已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变成外资债券。这么做的目的为何？该人士称，此举是为了完成当地给城投公司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以前招商引资任务我们根本就没有，今年开始商务局分给平台公司，由发债来抵这个任务。”

记者今年9月中旬在深圳参加了银川市政府主办的投融资推介会。会上银川市主要平台公司通联集团相关负责人在介绍情况时表示，该公司正以“基金引导 政府出资 国企注资 财团配资 民营投资”的方式推行资本招商模式。

支撑这一观点的逻辑是，时代伯乐认为，未来的产业变革和升级将聚焦碳中和、新能源、生物医疗等领域，而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在这些领域存在资源红利和优势。

而在愈加激烈的竞争下，政府的压力也传导给了它们的“乙方”。过去多年，孙浩的主要工作是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好前期的产业规划，产出就是一份份产业规划报告。他调侃自己“就是卖PPT的”。但如今，只给政府一份报告就能拿钱的轻松日子过去了，政府开始要求他们把招商引资落地，带来实际的项目。

新能源产业涉及行业、范围、链条广泛，既依赖自然资源，也依靠先进技术。上海、深圳可以成为特斯拉、比亚迪的大本营，内蒙古、江西也能凭借风电、锂矿占据一席之地。于洪的同事张鑫（化名）长期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他表示，“你去看各地政府的十四五规划，超过一半都把新能源产业列为发展重点。”

不过，以推介会为主的传统招商方式，近来越来越多地被诟病“低效”、“摆样子”。

这期间，“合肥模式”取代“苏州模式”一时备受追捧，各地争相学习。但整体上各地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褒贬不一，诸如返投、明股实债等问题导致不少乱象。

近来，孙浩又观察到的一个变化是，作为地方政府资本招商的一个抓手，一些政府平台类公司不再只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方，还要做些产业投资。在一些重大项目落地谈判时，企业除了向政府争取各种补贴、优惠政策外，有时还希望得到国资（即平台公司）的配资。

多位参与地方政府招商活动的人士向记者指出，许多地方政府耗资甚高的招商推介会，往往实际成果寥寥，一些宣称百亿规模的签约，大多只是意向框架。甚至有些推介会为了不冷场，演变成了拉人头凑数。

这种繁忙的景象是今年全国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当三年疫情告一段落，经济复苏和发展重新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招商引资涉及的各环节被快速调动起来。但由于过去几年国内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不同阶段，新的变化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随之显现。一些传统的方法愈显低效，市场化、专业化的趋势正在凸显。同时，新的问题值得警惕。

先不论时代伯乐关于未来的推测是否令人信服，从产业的角度观察地方招商引资，确实如其所说，不同层级的城市围绕几大新兴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过往梯次分明的金字塔格局不再稳固。这其中尤以新能源产业表现最为明显。

让孙浩印象深刻的一个新闻，是今年5月19日上海在成都开了一场“上海·川渝投资合作推介会”。据媒体报道，这是上海首次专门跑到西部地区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各类媒体纷纷解读其中呈现的趋势，围绕存量市场进行挖掘的城市间竞争将变得更加内卷。

张鑫作为公司合作的多个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他大部分时间不在深圳，而是频繁往返于浙江、江西等地。政府引导基金这种资本招商的模式近年来渐成主流。

胡耀还观察到，今年许多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资源投入和重视程度相比以往也有提升。来深圳的招商团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一般都是一二把手带队参加”。郭方从接触到的诸多政府部门发现，许多部门预算经费都有所缩减，但招商这块没怎么减。

而当平台公司直接承担越来越重的招商引资任务后，新的隐患也随之出现。

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咨询机构工作的孙浩看到的一个积极变化是，诸如成都、重庆、佛山等地一些区县，担负招商引资日常工作的投促中心等部门，近来从事业单位转制成自负盈亏的企业。一方面，以市场化公司运作的好处是可以摆脱事业单位编制的束缚，在人员数量、薪资激励等方面提高战斗力、激发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地方为应对越来越卷的招商竞争主动采取的措施。

于洪（化名）供职于深圳一风险投资机构，与全国多个省份合作管理多只政府引导基金。今年，他们已经接待了近20个地方政府的来访。更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仅西南一省会城市派驻深圳的招商人员就有60余人。

把“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作为核心业务的深圳创投机构时代伯乐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甚至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大机会，沿海地区并不占有优势，新的红利更有利于中西部和现在的三四线城市。中国将上演第三次城市大洗牌。

位于深圳市中心的五洲宾馆，是许多省区市地方政府来深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的首选酒店。疫情防控放开后，拥有17个会议厅的五洲宾馆又热闹起来。门前一排排的立柱，也跟着不断更换印有不同省份主题的会议招牌。

10月是各地政府来深圳招商引资的集中期。胡耀的公司是五洲宾馆指定的会务公司之一，进入10月后，他就一直很忙。胡耀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已经服务了近30场政府招商引资推介会，即使与疫情前相比也有明显的提升。

从招商引资地区上看，过往国内不同城市间梯次分明。处于金字塔尖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把招商引资放眼全球，吸引跨国企业前来投资落户。二三线城市则把一线城市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城市，承接产业转移是一大特点。但随着竞争形势变化，地方间如“食物链”一般的招商引资秩序在重构。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新鲜，一些政府部门已做出改变。

马涛（化名）是山东中部一个县级市的公务员。当地今年与深圳宝安区进行干部交流学习，分批次派各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前往宝安区对口单位。5月来深的马涛，虽不属于负有直接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但也背上了招商引资的指标，要求他寻找有投资意向的深圳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