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正成为支撑经济回升向好的主要拉动力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分析说，疫情过后，消费场景限制对消费的制约消失，短期内恢复消费增长的最重要依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广义信贷增长，带动全社会金融资产增长，让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有钱；二是给定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金融资产，提高消费和投资的支出倾向。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则注意到，消费活动正在自发地恢复，这种自发恢复看起来是可持续的。“随着四季度政府进一步支持性政策的落地，这对经济的恢复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支持作用。”他结合“疤痕效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疤痕效应”逐渐消退，经济活动也开始恢复，且小城市的“疤痕效应”较小，恢复得更快。“在这个意义上，宏观经济政策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采取紧缩性政策。”高善文说。所谓“疤痕效应”是指过去遭受创伤，即使伤口愈合，仍然会对人的心理和外界认知等产生影响。经济学家认为，疫情客观上会对经济、人类心理以及其他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形成“疤痕效应”。

“这六大因素大部分都是需求侧的因素，只有一个为供给侧因素。”郭凯认为，在理清上述影响消费因素的基础上，我国政策应当在互不矛盾的情况下直接瞄准上述因素，增加居民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为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提供确定性。此外，还需设定适度的利率水平，并提高服务业的供给水平。

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显示，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当季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65.1%，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四季度的消费前景，不少专家表示，服务消费潜力将继续释放。

对于当下较为盛行的三类政策建议，即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发放消费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郭凯认为还存在讨论空间。“消费券的发放未必能带来新的消费，效果可能有限。”他分析称，在当前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消费券的作用仅仅相当于折扣，它能够改变消费的时点，但未必能改变消费总量。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也列举了一些影响消费的因素，包括当期收入水平、未来收入预期、收入预期的确定性、宏观价格走势、利率水平以及供给能力。

“从前三季度情况来看，无论是生产还是需求，无论从实体经济预期，还是从实体经济经营状况来看，都在恢复向好，经济运行是有惯性的，我们相信四季度还会继续保持企稳回升态势。”盛来运表示，前期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将继续显现。他尤其提到去年四季度受疫情影响，消费相关指标基数偏低。比如，去年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7%，基数效应有利于消费数据改善。

“尤其是从三季度的情况来看，经济恢复向好总体回升的态势更趋明显，多个领域、多项指标都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此前的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3.2%，其中，三季度贡献率达到94.8%，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恢复向好的态势，正为全年5%左右经济预期目标的完成带来信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据初步测算，四季度GDP只要同比增长4.4%以上，就可以完成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与此同时，盛来运也强调了培育消费能力的重要性。他说，要继续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持续提升居民收入，确保消费基础作用和规模优势能够得到更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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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季度的消费前景，不少专家表示，服务消费潜力将继续释放。“从短期看，今年四季度消费的高增长态势会延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认为，当前我国消费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新型的服务消费，例如文化娱乐、餐饮服务等，这些数据近期的表现都很好，另一部分是对大件商品的消费，这一部分实际上占的份额更大，但目前还处于相对偏中低的水平。“接下来，只有当这两部分同时增长起来，才能够把我国消费支撑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张杰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相对稳定，做到以上两点，才能通过提高总支出提高总收入，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在张斌看来，无论是降低政策利率还是提高公共部门举债和公共部门支出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广义信贷增速和支出比例，进而提高消费增速。

消费正成为支撑经济回升向好的主要拉动力。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显示，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当季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65.1%，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与上半年相比，消费倾向低迷已不再是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消费的改善程度主要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

关于消费增速下降的原因，张斌将其分解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和消费倾向下降。“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收入越下降，大家越不敢花钱。”张斌认为，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就业压力增加、收入增速放缓等。“当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需求，而不在于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