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

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多管齐下。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仅是房企的流动性困难、无力还债，还有众多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趋势性拐点等。

打破恶行循环，需要以扩大全社会的“钱包”为主要依托，让大家有钱花、敢花钱。扭转预期，需要政策的支撑力度大于市场的下行力度。政策信号和决心越是明确和充分，所需的政策资源反而越小。

政策力度要大过市场预期。面临市场的恶性循环局面，政策的支撑力度一定要远大于市场的下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局面。否则，就成了“添油”战术——一点政策下去了，局面没有扭转；再一点政策下去了，还是不起作用——前前后后推出了不少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显著，仍然不能打破恶行循环。“添油”战术会引发市场对于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导致政策空间越来越小。

支出下降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在“钱”上：居民没钱花、不敢花钱消费；地方政府没钱；企业不敢借钱也不愿意花钱投资。打破“恶性循环”的着力点，在于让各部门有钱花、愿意花。

政策工具的选择

要干好也要说好，市场沟通非常重要。职能决策部门不能总是讲困难、讲顾虑，保留自己部门的政策空间，这样给市场留下的印象就是政策不会充分发力，政策效果会打折扣。当前阶段，把阻断恶性循环放在第一位，职能决策部门要向市场明确宣布将会用足政策，坚决实现目标，这样才能引导市场跟着政策方向一起走，最终所需的政策资源反而更小。

当前经济运行有三个特点：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不敢花钱；二是地方政府缺钱，减少开支；三是企业不敢借钱，不愿投资。这三个现象彼此关联：居民不敢花钱，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就不会好；企业收益不好，政府税收、居民收入和就业就会不好；政府收入不好，政府支出就会下降，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三个部门支出下降的恶性循环。

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之中，必须要有一个部门率先站出来打破恶性循环，这个部门只能是政府。这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所在，也只有政府才掌握这种政策资源。

恶性循环的过程之中，由于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下降，居民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不断减弱，预期的减弱又会进一步减少支出、放大矛盾。

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通过对我国社融和金融资产创造的分解来看，过去十年，我国企业、政府和居民新增加的钱，有三分之二来自房地产和平台公司创造的新增贷款和举债。房地产行业形势与全社会钱包大小紧密相关。在没有找到新的信贷发动机以前，房地产业下滑，全社会的信贷会跟着一起下跌，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钱包会跟着一起瘪掉。

主要矛盾在哪？

各方对降低政策利率的担心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心，二是对银行利差的担心。两方面担心都有其合理性，但应看到，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银行业经营，最根本的保障还是中国经济，是避免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和银行业经营的周期性波动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伤害。解决了主要矛盾，对人民币汇率和银行业经营而言是根本性的保障。

针对这种情况，要把恶性循环作为首要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经济恢复正常状态，能够为解决各种长期、深层次矛盾提供时间和空间。

然而，在近期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独立的、对经济带来更大伤害的问题出现了——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支出下降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无需过度担心政府会因此承担过多债务。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最大保障，不在于减少借债，而在于提振经济，良好的经济形势是政府债务的最大安全保障。我国私人部门储蓄率高，储蓄远大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举债增加支出，是把私人部门没有充分利用的储蓄更加充分地利用起来，不会带来通胀压力。从国际比较来看，即便是纳入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我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并不高，举债空间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二是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对应的是政府增加购买企业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当企业和居民没钱花、不敢花钱的时候，通过政府花钱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也是支持他们花钱、打破恶性循环的有效方式。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多方面压力，有的来自外部环境变化，有的来自新冠疫情的遗留影响，有的来自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破旧易、创新难”，有的来自产业政策跟不上新兴产业变化，还有的来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配套等。这些很多都是结构性、深层次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从支撑市场需求和稳定市场主体两方面着手。支撑市场需求的政策包括：一是住房抵押利率折扣；二是对新市民和农民工购房的税收政策优惠；三是因城施策，取消各种类型的购房限制。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包括：一是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帮助问题房地产企业资产重组；二是调整预售资金管理，救企业与救项目并重。

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于居民支出、企业支出和政府支出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

集中政策资源

（张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选对政策的着力点。打破恶性循环，不需要过多部门、政策介入，关键在于对症下药。问题的根源在于钱，通过政策利率、公共投资和房地产三类政策，撑住信贷，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口袋里都有钱了，恶性循环自然就被打破了。

具体而言，由政府打破恶性循环局面，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降低政策利率。根据保守估算，充分降低政策利率，可以让居民、企业和政府每年减少利息支付不低于6万亿元，同时增加金融资产估值不少于15万亿元，这将大幅改善各部门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让大家有钱花、有消费和投资的底气。

大萧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各种复杂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搞垮经济，而严重的支出紧缩彻底搞垮了经济。没有比支出螺旋式下降和信贷紧缩对市场经济更致命的伤害。

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支出下降的恶性循环，很像一场身体的免疫风暴。最初的病毒和细菌感染未必能把人放倒，但免疫风暴可以。

在这之外的其他政策，鼓舞士气也好，提振信心也好，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如果关键政策没有突破，社会舆论上都是其他辅助类政策，时间长了或会损伤对于政府决策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