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摩根大通总裁（继续审慎在中国投资,推进中国战略）

“历来美国的衰退情景，GDP从峰值到谷底的收缩程度大概是2.5~3个百分点。我认为即使美国未来出现衰退，也不会在2024年出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经济降幅可能会更小。”

“但我不认为这种疲软的态势会持续，业务量仍会回升，高收益债市场仍有大量的公司有再融资需求，也需要IPO。未来，关于通胀、衰退的可见度也会上升，前景更加明晰。投行业务容量全球可能会稳定在800亿~900亿美元。”DanielPinto称。

不仅如此，DanielPinto还表示，新一轮监管已经来袭，可能会进一步大幅提升银行的资本金要求。

他还认为，每家GSIBs的资产都超出2500亿美元，资本金要求和监管更为严格，且负债端稳定。

实际上，隐含的思想是“浮亏不算亏”，但这需要银行有能力持有债券至到期。但SVB即做不到负债端成本的稳定，油无法达到负债端数量的稳定。会计准则的本意是如果资产和负债做好匹配，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市场价格波动。但在错配的情况下，显然不能不理会了。如果负债可能随时撤走，或者利率突然激增，实际操作中就不可能做到持有至到期。

资本金监管趋严对大行构成挑战

今年以来，港股IPO数量大跌，导致国际投行的传统优势项目受挫，裁员消息频传。对此，DanielPinto说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接近5%，对于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融资需求仍会保持高位，不论是A股还是港股上市的公司仍将持续增加。”

具体来看，他认为，一方面将增加市场交易业务的资本金，导致市场流动性更具挑战性，客户买卖交易证券、外汇等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将增加操作风险资本金（operationalriskcapital），将影响银行更广泛的业务，贷款业务（抵押贷款、公司贷款、汽车贷款等）可能受到的影响好坏参半，但增加市场交易业务的资本金的影响显然更大。

金融危机后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为银行戴上紧箍，资本金的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颇为严苛。DanielPinto提及，2008年后的监管尽管严苛，但让更多大银行有更充沛的资本金和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重新校准（recalibration）。比起过去，银行现在承担的每个单位风险都需要有更高的资本金，这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也导致市场一旦出现风险，就会非常波动，缺乏流动性还会使买卖变得困难。

尽管如此，大型银行目前有了新的烦恼，资本金监管将进一步趋严。

经历了今年3月的银行业动荡，华尔街当下的衰退阴霾好像一扫而空。

摩根大通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变化

DanielPinto表示，“这是一笔好交易，稳定了金融市场和储户的情绪，这对所有人都有益；这家银行的问题和资产质量无关。从本质上讲，加息之际，它们有太多的风险敞口，但投资组合的质量非常好，商业模式也非常优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第一共和银行的1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数量为13.8万家庭，占全美的比例为4.45%。换言之，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群体是以富人为主，并且在信用质量上非常保守审慎。

摩根大通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DanielPinto于上周启动了亚洲之旅。据第一财经了解，在上海期间，他与多家知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会面，并与他们交换意见。

硅谷银行（SVB）倒闭是美联储激进加息下的第一道严重裂缝，而后“大块头”第一共和银行也轰然倒下，并被摩根大通接管。

据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声明，第一共和银行在美国8个州的84家办公室在今年5月1日作为摩根大通的分支机构正常营业。摩根大通收购的第一共和银行资产包括大约1730亿美元的贷款和大约300亿美元的债券，同时获得第一共和银行约920亿美元的存款。

近期，美债收益率全线飙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接近4.2%。有观点认为，有三大原因导致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国经济预期好转、通胀预期高以及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事实上，近一年来全球投行业务都有所放缓。据摩根大通的估计，全球投行业务（并购、ECM、IPO）2020年高达950亿美元，2021年达到1350亿美元，2022年降至780亿~790亿美元，今年预计可能会更低，大概在700亿美元，主要是受不确定性攀升影响，例如围绕通胀、衰退、监管的不确定性，而且美国方面的并购监管审批流程所需的时间比过去更长，尤其是出于反垄断的考量。

除了监管动态，美国经济的强韧度、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变化对银行业也至关重要。早前美债收益率的超预期飙升，亦是SVB崩溃的主因之一。

与第一共和银行寻求合力效应

DanielPinto认为，过去20年，利率、债券收益率都非常低，但未来情况变得不同——疫情后各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更高，财政赤字也持续变大（2023年美国财政赤字已扩大至GDP的5.8%，并可能将在未来两年维持这个高水平），“因此未来政府国债的供应量会更大，基于供给关系，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都可能会比过去高。未来即使通胀回落到正常的水平，可能10年国债收益率区间也会位于3.5%~4.5%，利率很难回到1%以下。”

随着地缘政治摩擦的加剧，叠加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外资对中国的布局会否继续推进引发热议。

在他看来，当前美国经济“软着陆”有望实现，而通胀可能会在明年回落到2%~2.5%的水平，这将会让美联储有信心重新权衡货币政策。

他也坦言，今年四季度征询意见期间，将尝试和监管层进行沟通，希望能放低资本金的要求。“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资本金监管已足以让银行应对各类风险，未来额外增加超过20%的资本金要求，会让银行面临进一步的压力，降低美国银行业相对于全球其他银行的竞争力。”

美债收益率将高于预期

值班编辑：小羊

对华尔街大行来说，针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很快要再度趋严，这意味着什么？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和战略布局？针对这些问题，DanielPinto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DanielPinto认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健康状况并不需要太担忧。

Daniel Pinto。来源：摄影记者 吴军

早在今年7月27日，美联储、FDIC和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就加强大型银行资本要求的拟议规则征求意见。拟议规则将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潜在风险并提高银行衡量风险的一致性。最新改革将使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银行的资本要求在当前水平上增加约16%。其中，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提高约19%，资产规模在10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区间内的银行资本要求将增长5%。

早前亦有消息称外资行开始大幅降低中国风险敞口。对此，他回应称，摩根大通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变化，“我们也很感谢中国的监管机构批准申请，给予了我们所需的牌照和资质。”摩根大通整体的中国风险敞口将保持稳定，我们会继续审慎经营，服务中国和全球企业。

具体而言，他分析称，会计报表中有债券投资三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FS)、持有至到期投资(HTM)。其中AFS的价格波动不计入利润表，但计入资产负债表；HTM的价格波动既不计入利润表，也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就用摊余成本记账。所以“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些长久期债券统统放到HTM，至少也要放到AFS。

他也表示，目前正致力提升和第一共和银行的合力效应。“我们正与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客户合作，至今没有流失储户，大部分人才也都留下来。我们正在学习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服务模式，以创造更多的协同效应。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储户数也在增加。”

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也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无意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愿同中方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可能需要通过更多对话来改善。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和过去一样，我们会继续审慎在中国投资，推进中国战略。”DanielPinto称。

2010年起，随着美联储承担大型银行的监管职责，压力测试体系进一步完善，美联储逐步建立起DFAST和CCAR两套压力测试框架。CCAR始于2010年，针对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开展，主要包含压力情景设计、收入损失估计、资本规划与管理措施、结果评估四部分。

DanielPinto表示，“现在美国正在落实巴塞尔Ⅲ监管的最后一部分，‘BASELⅢEndgame’（巴塞尔Ⅲ终结篇）正在咨询进程中，直到今年11月。尽管我们还不知道监管的具体内容，但确定的是，银行需要进一步增加资本金，对于大银行而言，承担与当前相同的风险，未来可能付出的资本金会比当前平均高出约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