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建议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和平竞争）

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以前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过40%，即使后来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2%上升到现在的18%，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且，中国已从受援国发展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

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打贸易战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二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现在看来，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过去三年都在增加，从2020年的3103亿美元达到2022年的3829亿美元。美国自己的总赤字也到了惊人的9000亿美元。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未必是全面遏制，也根本做不到全面脱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了二十多年，发展势头已经无法阻挡。根据我的观察，美国处于对中国的愤怒期，认为中国没有如其所愿变得与之越来越像，所以，“惩罚”中国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今年1月份，我们去美国走访了主要政府部门和智库，强烈感受到这些对华政策被情绪主导，缺乏逻辑。

中国的崛起

第二，外资还在进入中国。尽管时有媒体报道有外国公司离开中国，但数据表明，资本仍然在进入中国。我国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是1.1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增长到1.2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又增长6.3%。外资为什么进入中国？第一，外资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型市场。例如德国三大汽车公司利润的40%都来自中国，不可能轻易离开中国；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亚洲的产业的确在重组，但重组是有道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现象。三十年前港澳台把它们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大陆，今天这些产业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中国人也要随之适应，心理状态要升级。

中美之间的对立非常强烈，但是最后不一定变成你死我活，因为中美已经紧密连接在一起，想脱钩非常困难。

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中国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崛起，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提出了大问题——能否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与之平起平坐？美国是霸权国家，从未被其它国家这样挑战过。虽然苏联一度挑战过美国，但那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界限很分明，而且苏联的经济体量小得多，从来没有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0%。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姚洋

美国的焦虑

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崛起。因为中国作为人口多和国土面积大的巨型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从几乎赤贫变成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异乎寻常的崛起对世界有三方面的改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院长）

第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亚太地区，以前我们说“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现在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已经成为必然和事实。

美国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美国人认为，把中国拉入它营造的全球化体系，中国就应该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这一愿望落空。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凡是和中国有接触的国际组织里，美国都开始跟中国作对，还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要注意，很多技术革命都是换赛道进行的。正如我国在汽车行业换到了电动汽车赛道，超越了燃油车，下一步在芯片领域的竞争也需要换赛道。中国在光子芯片研发领域已经处于世界第一阵营，大概十年内能实现应用。光子芯片相对于电子芯片具有载荷大、耗能低的优势，如果量产，将很快淘汰掉电子芯片，届时中国就能又一次实现技术领域的换道超车。

现在美国非常焦虑，压力来自多方面。在美国国内，全球化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东海岸的金融、制药等行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未得益，反而受损。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导致认同焦虑。政治领域则是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否决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否决你，所以美国变成了不可治理。

“小院高墙”起作用了吗？调研结果显示：我们三分之一的企业受影响严重，三分之一通过措施规避了影响，其余三分之一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第一，在经贸领域有更深的挂钩。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的确对我国贸易有所影响，2019年和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我国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疫情暴发之后，由于中国是供给大国，欧美是需求方，中国凭借制造业优势实现了出口猛增。世界未能因疫情而离开中国，反而更加依赖中国。

建议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和平竞争

第三，美国与中国科技脱钩的实与虚。美国和中国脱钩，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美国的举措有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清单上的中国企业销售产品）、CHIPS法案（美国二战以来最大的产业政策，总额1800亿美元，芯片行业500多亿美元）、2022年11月的一揽子出口管制（主要针对中国的芯片行业），在国际上用瓦森纳协议要求成员国不能将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给中国。

谁都不可能永远愤怒下去，所以中美之间仍然有回旋余地，仍然可以做到避免热战、管控竞争，实现有限领域的合作。我建议中美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和平竞争。比如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财务审查达成了协议，最近福特汽车公司和宁德时代在美国合作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都是范例。这个厂属于福特公司，但是所有设备、技术、管理都来自宁德时代。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出口成套技术，有朝一日如果中美的技术优势翻转，这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三，挑战了历史终结论。1989年，美国日裔经济学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挑战了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创造，而且拥有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这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学基础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存在的。我认为这一点是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性源头。拜登政府搞所谓“民主联盟”，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构造了整个世界体系，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进入这个体系，最终都得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然而，中国坚定地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路。”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美国面临一场选择，是跟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参与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印度。

有人说中国周边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会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我认为不可能。过去，亚洲较发达经济体和资源型经济体给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生产消费品出口给欧美及其它市场。现在中国多了一条路，把一些初级中间品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自己的产业就升级了。东盟对中国有贸易逆差，我们本来是直接出口到欧美，现在只不过是先经过东南亚，再出口欧美。其实东南亚的很多工厂也是中国人开的。

美国人也意识到，惩罚中国的同时，自己也会受损，所以实施了“小院高墙”政策，就是在很小的领域里制裁中国，但是要制裁到让中国有痛感。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封锁高科技技术的转让，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中国芯片企业服务，对高精度芯片（以14纳米为界）实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设备管制。下一步，美国可能要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并把出口管控扩大到生物医药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