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慰安妇（日本二战慰安妇）

1938年，日本军方开始利用日本人或当地经纪人“招募”妇女，特是在朝鲜和中国台湾。通常情况下，这些经纪人或其分包商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次性通过金钱交易“买来”40到50名年轻女孩。一旦他们得到足够的妇女，就会把她们送到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区。

的确，这是许多幸存下来的女性想要忘记的一段屈辱，但这并不是日本右翼藏匿罪行的理由。作为主要的受害国之一，中国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日本当年究竟犯下了怎样有关“慰安妇”的滔天罪行？今天就让我们根据史料，拨开云雾一探究竟。

三、 防止日本士兵再次实施强奸，从而避免被占领区居民的敌意上升，更好实施管理。

在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女性也被类似的空洞承诺所欺骗。朱德兰博士在90年代采访了58名台湾的幸存“慰安妇”。她发现，在受访的女性中，只有3人事先明白自己将充当性工作者，有些女性在被征召为慰安妇之前，其实是当过护士的，她们同意为日军当护士，但却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韩国人被许以餐厅服务员、艺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甚至被许以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却发现自己沦为被剥削和被胁迫的“慰安妇”。

（1944年9月7日，四名韩国慰安妇在中国云南省嵩山市郊被盟军解救）

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犯下了无数罪行，“慰安妇”制度就是其中最丑陋、最肮脏的一页，是世界无数妇女遭罪的惨痛实录，是人类文明数千年以来难得一见的暴行。尽管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但无数史料与档案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明，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无耻与荒谬。

中国一位曾经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说：“日军直接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他们表示‘一旦你来到这里，你最好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我曾经三次试图喝防腐剂 自杀都没有成功，于是继续被殴打。”

战争快结束时，军方利用警察部队拉拢妇女，很多年轻女孩被强行带走。还有一些妇女是由驻扎在被占领土地上的日本军队直接绑架到慰安所的，她们被视为“战利品”。日军还在某一地区的指挥军官可以下令采购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大多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中国妇女都是在这种条件下被带入慰安妇系统的。这些妇女忍受着非人的条件，受到更糟糕的待遇，是随时可以被牺牲的。

早期的慰安所有少部分是自愿从日本来的妓女，然而，随着日本侵略军从1930年开始对外持续扩张，转而在朝鲜、中国等被占领区的当地居民中，胁迫妇女到这些慰安所进行性服务。日军征收“慰安妇”的手段着实令人不齿，这些妇女有的被虚假的就业承诺所诱惑，成为日本军方实施的大规模人口贩运计划的受害者；有的就是被强迫、被绑架，在违背她们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到慰安所。

（排队等待在慰安所外的日本士兵）

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根据1996年联合国赞助发表的一份研究的一篇报告中指出：许多慰安妇在二战结束时被处决，幸存下来的妇女往往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导致不孕不育，心理和精神也饱受摧残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许多在外国的幸存者在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抛弃，由于缺乏收入和通信手段，根本无法返回家园。就算是最幸运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传统男权社会的身边环境下，也会遭受到家庭和社区的排斥。

（1945年8月8日，一位同盟军官采访了慰安所中的一名年轻华裔妇女）

多少年来，这些受害女性都在等待日本的道歉与赔偿，可是不断推诿、否认历史的日本却在等待她们的死亡。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受害者与世长辞，是不是日本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抹去这真实发生的事情？

“慰安妇”是一段极其黑暗残酷的历史，就算是放在今日，也是十分沉重又敏感的题材。前些年，国内第一部在院线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引发热潮，让人们又把目光聚焦在这些逐渐被遗忘的受害者身上。

（纪录片《二十二》的受访者）

（二战期间被盟军营救的“慰安妇”们）

（被骗到慰安所的女性）

一、 提高军队的士气，控制士兵的行为；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铭记历史，只要我们手里掌握着这些铁证，日本方面是无法推翻国际共识的，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也必然无处藏匿。

“慰安妇”制度指的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有组织地强迫亚洲等地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一种性奴役犯罪制度，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行为让无数妇女蒙受了巨大的伤痛。战争结束后，“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与一众亚洲国家之间迟迟不得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之一，一些极端的右翼分子甚至极力否认、扭曲这段历史，比如，将她们视为“公娼”，声称其为自愿，甚至差别对待各国“慰安妇”，妄图为自身罪责开脱。

20世纪初，日本逐步建立了对东亚地区的势力和控制，从第二次甲午战争爆发后，亚洲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致使亚洲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的一部分。

另一位受访者感叹：“我以前是个干净的女孩，却被日本人糟蹋了。”她甚至感到满怀愧疚，经常去寺庙寻求 观音菩萨的怜悯。她强调自己是被迫的，也清楚有罪的是那些占她便宜的人，但她还是养成了寻求原谅的习惯，“我忏悔、吃素、念经、听经、到寺庙做义工。通过这些，换取以后能够正常生活。”

从20纪30年代起，日本侵略军开始大规模实施和推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日军首先在中国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慰安所，随后在日本本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东新几内亚、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区相继设立。日军几乎是每占领一个地方，就会建立起慰安所，罪恶的领域也就延伸得越来越广阔。

（日本人强行从槟城带走的中国女孩和马来亚女孩充当部队的“慰安妇”）

（这座建造于旧金山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三个少女，站成一个圈，手牵着手；在她们旁边的是一个穿着汉服的老年妇女形象，看着年轻的女孩）

（韩国受害女性李秀在2007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日本政府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作证）

（这些肖像都曾是中国、菲律宾、韩国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女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们是日本士兵的性奴隶）

如果说是日军的罪恶之手将她们推入了深渊，那残酷的社会现实就对她们造成了二次伤害，永远无法从深渊中解脱，终身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妇女们在慰安所通常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她们不断遭到强奸，如果反抗就会遭到殴打或杀害，还要定期接受性传播疾病和感染的检测。日本人还会对她们中的一部分进行洗脑，承诺会认真努力提高“慰安妇”的地位和公众对她们的赞赏。一位为伪满洲政权工作的日本医生将一批慰安妇描述为“军队本身”，“因此不仅仅是妓女。”在日本，“慰安妇”被许诺，根据她们的服务，她们将作为 “国家的贡献者”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战后幸存的“慰安妇”本来就不多，她们大多已经年迈，能够出来公开发声与抗议更是鼓足了勇气。韩国一位有过“慰安妇”经历的老奶奶在位纪念中国、韩国、菲律宾三国“慰安妇”的青铜雕像题词写道：“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将忘记二战时期的痛苦历史。”

她还回忆道：“战后回国时，我的叔叔告诫我说‘我们家不能有妓女’。最后结婚时，因为我无法生育，婆婆逼我接受离婚。我后来被迫以卖椰子为生，经常一个人喝，一杯又一杯，以忘却痛苦。”

这场暴力中的受害女性，在终于逃出生天后，随之而来的是“丈夫骂你，恨你”，还要被乡邻称为“日本娘”。

“慰安所”制度起源并受制于日本军方，这一点在日本官方的军事记录和个人回忆录中得到了明确的证明。例如，上海远征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在日记中写道：“1932年在上海地区建立慰安所的有关情况……最近，士兵们到处徘徊，到处找女人，我经常听到关于他们的淫秽故事。只要军队不打仗，这些事件就难以防止。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可以积极提供便利。我已经考虑了许多解决部队性问题的政策方案，并已着手实现这一目标。”

（三名有着“慰安妇”经历的受害者在199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的苦难）

文件显示，各军高级参谋通常会下达建立慰安所的命令，下属单位的参谋制定计划并执行。日本军方建立这一制度的理由出于以下几点：

在朝鲜“招募”少女最常见的方式是欺骗，即作出虚假的承诺，在日本或其他日占区当工厂工人、护士、洗衣工或厨房帮工。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民家庭的女儿会被这种“招工”所欺骗，直到被带进慰安所才知道工作的真实性质。

二、 遏制部队中淫乱行径导致的性病；

与此同时，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更是大量销毁史料，如今已经很难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但依然有一些史学家根据现存的宝贵档案作出了推断：战争期间，日军的慰安所至少有40万以上的慰安妇，其中，中国的受害女性，超过20万人。

（画作《被带走》——是已故的金善德在“共享之屋”期间留下的一幅画。“共享之屋”于1992年在首尔成立，作为二战期间日本性奴役受害者的庇护所和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