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村（河南艾滋村事件）

血液制品的市场需求很大，用途广泛，马上供不应求。

1985年，我国为了防止艾滋病传入，开始禁止进口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血液制品。

王淑平哭得那么无助，哭得那么伤心！

这等于证实了王淑平报告中的数据。

到了1994年，血站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仅河南周口地区就有33家。

卖一管血可以得到40元到50元的报酬，相当于城里人小半个月工资，这对找不到活钱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血站本身成了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是谁胆大包天，居然把河南的卖血丑闻捅到北京，抹黑我们9000万河南人？一定要把这个害群之马揪出来！”

她走得无声无息，没有激起一丝涟漪。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曾为苍生吹过哨。

也就是这一年，河南艾滋病危机终于被曝光，央视估计，至少有60万人因为“血”感染了艾滋病。

中国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毅正好路过，上前询问缘由。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16份样本中，13份毫无疑问是艾滋病阳性，剩下的3份样本不确定，但高度疑似。

当时，在河南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每家每户都像赶集一样去卖血。

许多血站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牛栏稍加改建，添张桌子，备一点酒精棉球，摆上一堆共用的针管、针头，就开张采血了。

她又向河南卫生厅写报告，仿佛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王淑平，1959年10月20日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1983年从河南医学院毕业，1986调到河南周口地区防疫站。

一个好心人悄悄塞给她纸条：“你不要在这里待了，赶紧离开，有人要对你下手。”

人们一周几次、甚至一天数次抽血去卖。

要知道，直到1995年，我国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只有千余例。

原本是想关上一扇门，不料却打开了一扇窗。

1995年12月，王淑平心一横，自掏腰包，带着这些数据去北京，找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再做一次权威鉴定。

在后续临床检验中，王淑平又发现了许多艾滋婴儿，而他们以卖血为生的父母，却浑然不知艾滋病为何物。

她采集了404份血液样本，发现阳性62例，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在15.35%左右。其中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献过血。

2019年9月21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郊外，王淑平孤零零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上，结束了年仅59岁的生命。

有一个村子，100多名青壮年因感染艾滋病，接二连三死亡。

王淑平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她教给女儿职业操守的第一条，就是生命高于一切，救护义无反顾。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艾滋病是乱搞男女关系才会染上的“烂病”，避之唯恐不及。

地方卫生部门、有路子拿到许可证的血贩，纷纷开设血站，组织农民卖血，再把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提炼成昂贵的球蛋白等血液制品。

至此，王淑平成了“吹哨人”，成了挽救无数人生命的英雄！

一场席卷全省的艾滋病风暴，随之而来。

那时候，她的月工资也才5百多块钱，4万元，等于她7年的收入。

1996年3月，河南开始取缔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县级血站。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源自微信公众号：历史逆时针 ）

艾滋村也出现了。很多村民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不少人相继死亡。

王淑平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她觉得，在艾滋病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关系到那么多人的生命，不能明哲保身，必须担负起做一个人的责任，担负起做一个医生的责任，担负起做一个母亲的责任。

河南开始正视这一问题，颁布和落实了各种救助措施。帮扶工作队深入38个重点村，采取“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形式，实行包户救治。

于是，“血浆经济”在河南等地农村应运而生，盛极一时。

1996年12月底，河南卫生系统召开大会，厅领导在台上越说越气愤，猛地站起身来，用手指着台下，声色俱厉地喝道：

周口地区防疫站被上级撤销，人员优化组合。

王淑平等于被变相开除了，丢掉了公职。

她连夜写报告，要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却被周口地区卫生局告知太费钱，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倔强的王淑平拒绝改动。

1992年，周口防疫站办起了“单采血浆站”，当作补充部门福利的副业。因王淑平擅长血液分析，被任命为副站长。

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敢要她。

1996年底，在河南省卫生系统大会上，当着厅领导的面，王淑平主动站出来，承认给卫生部的报告是自己写的。

2001年，王淑平不堪打压，孤身一人出走海外。

30万，这个数字过于惊悚！

12月16日这一天，王淑平写下河南农村献血人员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以个人名义交到卫生部，惊动了部领导。

曾毅一听王淑平反映的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说：“不说钱不钱的事，先给你先做16份样本。”

话音刚落，台下一位柔弱女子站出来，语气平静而有力：“报告是我写的，我是一名母亲。”

不久，各种整人的招数纷至沓来。

王淑平心急如火，自掏腰包建立了一个临床化验室，挂靠在卫生局，每天筛查血液样本。

在北京，得知样本检测费还缺4万多元，王淑平蹲在寒风凛冽的大门口，嚎啕大哭起来。

驻马店、周口等地的一些农村，开始初显生机。

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丈夫，受到妻子一意孤行的连累，处处被单位排挤，无奈选择了离婚。

她由此遭到打击报复，丢了公职，失去婚姻和家庭，孤身远赴海外，最后客死他乡，倒毙荒野。

四年里，净办丧事，没办过一桩喜事，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进村子。

1980年代初，艾滋病蔓延欧美各国，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王淑平是最早察觉这场危机的人之一。

随后，她被卫生局约谈，要她改动一下报告中感染人数的数据。

最伤心的是，不明内情的孩子也怪她出风头，关系日渐疏远。

“我知道会得罪人，但我不会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 王淑平对丈夫说。

她在日常化验时，发现了“血浆经济”中一个可怕的漏洞——艾滋病毒携带者到血站卖血，然后通过交叉感染，传给健康的献血者，再通过血液制品等渠道，传给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可是，她挡了一些人的财路，打击报复也接踵而至。

一些人还不甘罢休，认为她把地方搞臭了，甚至影响了招商引资，气不打一处来，三番五次找她的麻烦。

一些县市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口号。“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的宣传语，遍地都是。甚至还有“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标语，贴在各地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