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优缺点）

我个人认为，人心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更大。

楚国从来都不在周的有效疆域之内，楚国刚开始也会间或向周室纳贡。楚国使者曾向周的使节王满孙问周鼎之重，遭到王满孙义正辞严的答训，他说，周鼎是大禹收取九州金属铸成的，上面雕刻各地的物象，以显示“王”博爱天下而拥有无上的威权，所以鼎可轻可重，全在民心之权衡。这就是“问鼎中原”的典故，显然楚国更深层的意思明显是窥测周王朝的

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一个无比稳固的结构模式，从上至下，对土地逐层分封，在主观上，“王”理所当然的享有天下土地万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具体情况即使在王畿之内，王也对人口、田地物产情况不能具知（王畿其实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更别说各诸侯国的情况了。

这二因素同等重要，宋代的民间繁富但政府不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所以国家力量也不强大；但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虽然国家经济力量非常单薄和脆弱，可是人心空前团结和凝聚，所以这个合力也是非常地强大，连当时的美国也要忌惮三分。

这位思想进步而伟大的卫公子终因招怨过众而被车裂于市。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有效而大范围地推行开来，秦在不久以后，就推行了用郡县代替分封的社会结构制度——国君将土地占有及统治民众的权力从亲族与卿大夫阶层手中收回，授予具体的家户以土地，而让中央派出的官僚执行政策、管理区域。

为什么说名义上呢？因为在从夏到商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相当的不稳固，农业仍然没有成为整个“天下”的支柱，这就使得各封地必得留有明显的部落痕迹，尤其是偏远的部落和“王”的联系不甚紧密。“王室”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威权和充裕的物用，主要是因为“王”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对调用各地的人力、物力的举措实施，由威慑力量保证；另外，社会已普遍达成“王”是上天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的共识，“王”是人天双重因素的合。

综观春秋时代，尽管战争频乃，但是各诸侯国之间总程度不等的以“礼”来遮掩。孔子感叹世风日下，认为主要原因是周礼的败坏，从而毕生致力于周礼的修复。

周在原兴起的地域上建都镐京，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普遍推广了农耕技术，以期天下万民自此能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同时，周举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土建邦行动，与以前生活水平低下的部落时期和夏商的分封诸侯情况相比较，周的封建（即分封国土、建立诸侯）制度是发展的高峰。从古至此，人们的生活基础越来越稳定——从全渔猎时期到半渔猎半农耕时期，再到周的大规模农耕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以固定为特征的农耕生活模式基本形成，以及与它相配的农耕文化形态也全面奠基，其后不久，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古代粗俗“礼”的基础上，建立了全面的以维持与巩固现有社会结构秩序秩序、协调社会关系为宗旨的“礼”制，这些直接影响了中国以后三千年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达，和国家抽调和组织全国物力、人力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社会结构紧凑而有力、人心凝聚。

在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因土地的分封也随之逐层分化下去，所以，实质地讲，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拥有者——王，不要说与“天下”具体的经济单元，就是与各直接占有土地的国君、士大夫们的联系也十分脆弱。天下诸侯对王的负责只表现为礼节性、象征性的朝贡——这与直接负责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主要靠周初强大的兵力与威势保证。随着部分诸侯的逐渐强大，王室势力就逐渐削弱，各诸侯对王的负责就会只剩下名义了。

关于秦胜六国的原因，历代总有论述，或高扬宏肆，或痛叹伤磋，而少有及此——透过重重迷雾而看到实质，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抚古追今，并非资质优于先人，而全乃社会之发展、文明之进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和整体的视角。

于是秦君能在全秦范围内统一组织民众以家庭为单元而生产，并能迅速地抽调民力、物力。因为有此最为主要和基本的原因，所以其能在急风骤雨的战国后期，纵横开阖，所向披靡，最终，七雄归一，大统天下。所胜六国的原因：一、发达明晰的个体农业经济，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与实际的生产效率，使得经济实力大增，由于生活状况的好转，人口也空前增加；二、优化的社会结构（国君打破中间阶层的阻隔，而通过权力执行机构直接与自给自足生产的经济单元联系）保证的人力、物力形成强大的合力。此外，由于秦国奖励耕战、严禁私斗，所以秦国人人奋勇争先，以为国战为荣、以私勇斗狠为耻。

周的疆域线相对于商东移，说明西边少数民族已经逐渐勃兴。

这些改革措施向我们彰显了这样一个信息，各国国君想透过大量中间阶层——卿、大夫、乃至家臣和士阶层，直接关注国家的经济基础，其目的有二：一、大力发展本国家的农业经济；二、能快速有效地组织和抽调人力、物力，以保证国家力量的集中和强大。或者说是发展明确的自给自足生产，打破中间阶层，由最高统治者直接与生产单元联系。

在今河南安阳附近发现了商代的几千把石制镰刀和大量兽骨，而没有发现一件金属农具，当时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甲骨文是商代的主要文字，这说明在商代仍保持着大规模的渔猎习惯，同时伴有尚不发达的农业。商代以青铜器著名，但是只限于祭器等重要物品的铸造。

封建社会的形成与衰败

“共主”时代的最高峰是在禹的时代，禹因为有效治理了黄河的泛滥而获空前拥戴。但这个顶峰，经过了好长一段时期的准备，尧和舜乃至更前的黄帝都是有名的“共主”，但直到禹的时侯，部落联合的整体，才成就空前的规模，由于治水的成功，黄河流域获得空前的统一，禹在召集天下诸侯大会时，以君临天下的姿态掌握有史以来最高的威权，这为他的儿子启的继位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整个疆域扩大，各部落也由于历史的积淀而成型，可以直接向早期诸侯国转化，还有最高领导威权的建立。就如他的名字一样，启建立的夏朝，开启了朝代国家，自此以后，社会最高权利名义上由“王”一人掌控，而由他身边的政府机构执行。

在从夏到商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农业水平在缓慢地发展，直至商的灭亡，金属仍没有大规模的被运用于农具，关于金属的发现有人前推至黄帝时代，说炎帝部落由于拥有金属武器而屡次打败黄帝，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就在黄帝彻底打败炎帝之后，对金属的冶炼技术应该就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然而由于水平的低下和发现金属矿石的艰难，金属冶制一直没有大范围地流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商代结束。

东周开始不久，在公元前722年左右，天下进入春秋时代，《春秋》这本史册很好地记叙了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一些诸侯的规模空前壮大，大批小国被归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东周王室的仲裁力量名存而实亡，南边长江流域以南的楚国迅速崛起。早在西周第四代周昭王时，伐楚“丧六师于汉”，昭王也“南巡而不反（返）”。

于是，秦国释放了生产力、并整肃了国家政权结构，能够很好地组织强大的物力、人力，能够凝聚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最终，必然一统天下。还有次要的原因，不再赘述。

其实不光是诸侯间威胁重重，即使在侯国之内亦同样有卿大夫，甚至卿和大夫的家臣坐大而掌权的危险，这都是由封建社会结构的本质所决定的，是逐级分封造成的危害，逐级分封使得上级对下级的管理模糊、所以节制不力，只能让部分下级暗中坐大。

如此，则在王室势力衰微之后，便无法节制较大诸侯之间的争斗，较大的诸侯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着王的幌子与招牌，想法设法蚕食、吞并周边小诸侯，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在一个昏庸无能的“王”的时代，这样此消彼长的进程将会加速。

在刚分封诸侯的时候，王直接占有的土地明显多于其他诸侯，兵力、物力也保持明显的优势，王在实质上是最大的诸侯。同时，周王室制订了一定的典制、礼仪规范，各诸侯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按典制向王室提供人力与物力，基本按照“礼制”而相安无事。但是整个民间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总处于复杂的变动之中：由于人口的繁衍，必得在各诸侯封地之间的模糊地带垦荒、种植，这就会引起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事实上，诸侯从来都在觊觎别国的地盘；另外在诸侯内部也会由于亲族和卿大夫的坐大而危及诸侯之位。在封建社会，下级实际地领有丰腴之地并逐渐坐大而架空上级，是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权结构不稳的主要原因。而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王，为了保证各地的稳定，被动奖励一些有功之臣，于是便不断的将王畿之地分割封配下去。

至此，封建社会宣告结束。

周的疆域逐渐形成南到长江流域，西到今宝鸡附近，东到大海，北达少数名族的广大地区。武王将天下分成若干地域，在周初期，封国达到百数。王派有功之臣（有大部分是当时反叛商纣的诸侯），和大量亲信、亲族前往，以国君的身份治理守御。周王则居于“王畿”，王畿是最大一块土地，大体在今渭河——黄河流域，黄河下游是最大的诸侯——齐。这再次说明渭河——黄河流域是历史的重心。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如西周第一功臣姜尚就被封为齐公，是最为尊贵的诸侯，有节制部分其他诸侯的权力。

关于夏建立的确切年代到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以至于连周朝建立的确切年代，到现在也不能确定。

文 邵旭峰

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入西周都城，杀死西周最后一位王，大肆劫掠而去，这说明了西周王室已基本失去了各诸侯的支持，各预警系统与防御系统基本瘫痪，这与在此之前，那位周幽王为了博取爱妃褒姒一笑，而烧起烽火时众多诸侯蜂拥发兵而来的情形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地盘明显缩小，不久，在西周原先的都城周边兴起了秦。

虚实。

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又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阶层，与王一样，国君亦有自己直接占有的一块膏腴之地。在卿大夫之下又有士阶层，也领封有一定土地，这要视功劳与具体实情而定，卿、大夫自己直接占有的土地由家臣管理，一般而言，家臣与士阶层不在田地里劳动，这一工作由各种身份复杂的劳者负责，劳者占有一定的私田。劳者长年在公田上劳作，自己所得甚少，而付出劳动甚多。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各诸侯所有受封土地全都被世袭管理。这样安排，是以求“轮运而辐集”——各个诸侯国象车轮上的辐条，集中于轮轴，众星拱月一般，拱卫着王畿之地与“王”，希冀得到天下的稳固与安宁。

东周疆域相对于西周，缩小而东移。东移的趋势和少数民族的崛起密不可分。后来影响到秦、汉。

春秋时期，此类情况，不一而足。

战国时期，七雄不仅向内扩张，也向外拓展，秦、赵、燕三国就是如此。

由于内外交困的因素，部分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强大，纷纷打破成规，推行改革。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鲁国、郑国开始“履田”、“作赋”，即国君逾越卿、大夫等中间阶层，直接向民众抽税；在前5世纪与4世纪之间，李悝在魏国论议“小民个产”（明确的自给自足生产）与诸侯国家的密切利益关系，他详细分析了一个五口之家领受土地后的收支具况，以此来衡量一个诸侯国能与每一个这样的家庭紧密联系之后的国力。

公元前607年，晋国从赵传杀掉晋灵公，到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前548年，齐国崔杼杀齐庄公；前559年，卫献公被逐出国外；前570年，鲁昭公被三桓（季孙、叔孙、孟孙）赶出国外——三分公室，后来昭公流亡而死；宋“三族共政”；郑国“七穆”相继执政；乃至于秦楚两国，也有类似情况，秦怀公被庶长逼迫自杀，后来庶长又迎接献公回国即位，而楚国，自文王之后，王族篡逆、臣下叛逆的现象接连不断。

这些努力都有一定起色，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原因是传统的观念体系不会轻易被动摇，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地主（贵族或官员一般都是大地主、地主也一般都是贵族或官员，二者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直到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的变法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商鞅的一系列以严刑峻法保障的变法主张严重的损害了贵族、地主和几乎所有大量占有土地的阶层利益，他的本意就是打破中间阶层，大范围的解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让国君能直接与田地物产联系，与最广大的普通民众联系——能有效地发展家庭生产、能明晰而有力地抽调物力、人力。

兴起于西安周边地区的周，依靠渭水与黄河的丰富水资源大力发展农业，关于周的历史源头，在《公刘》中有一定线索：周原在幽，住地穴，后迁到歧。农业因地理环境的优化（疆域围绕渭水与黄河的交汇处，土地肥沃，这里曾是夏的都城所在，但由于距离少数民族太近，所以后来夏向东迁了）与农耕技术和工具的发展获得空前进步。当时的周可能已开始推广金属冶炼技术，并将这项技术用于农具的制造。经过几代周主的励精图治，到文王时代，周的子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而此时的商，在荒淫、残暴的纣统治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社会极不稳定。商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周，另外加上周连年丰收又广馈财物于天下诸侯，而商纣的地域又连年遭灾并过度征用人力物力于诸侯，使诸侯心生怨恨，而背纣归周。同时，纣王又征讨鬼方，国力大伤。一切因素齐备，周不取得天下都不行了。商纣王高于周文王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王”的头衔。数年之后，文王之子武王率天下众多诸侯讨伐无道之纣，纣临时组织大量奴隶迎战，结果在牧野，大量奴隶倒戈相向，纣被逼自焚而死。

封建社会的建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部落社会的形成，其实，封建的社会结构身上带着部落社会的“影子”：从各分封国与原先各部落的关系，从王与原先天下“共主”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这中间的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