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优缺点)
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达,和国家抽调和组织全国物力、人力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社会结构紧凑而有力、人心凝聚。
在刚分封诸侯的时候,王直接占有的土地明显多于其他诸侯,兵力、物力也保持明显的优势,王在实质上是最大的诸侯。同时,周王室制订了一定的典制、礼仪规范,各诸侯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按典制向王室提供人力与物力,基本按照“礼制”而相安无事。但是整个民间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总处于复杂的变动之中:由于人口的繁衍,必得在各诸侯封地之间的模糊地带垦荒、种植,这就会引起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事实上,诸侯从来都在觊觎别国的地盘;另外在诸侯内部也会由于亲族和卿大夫的坐大而危及诸侯之位。在封建社会,下级实际地领有丰腴之地并逐渐坐大而架空上级,是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权结构不稳的主要原因。而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王,为了保证各地的稳定,被动奖励一些有功之臣,于是便不断的将王畿之地分割封配下去。
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一个无比稳固的结构模式,从上至下,对土地逐层分封,在主观上,“王”理所当然的享有天下土地万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具体情况即使在王畿之内,王也对人口、田地物产情况不能具知(王畿其实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更别说各诸侯国的情况了。
周在原兴起的地域上建都镐京,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普遍推广了农耕技术,以期天下万民自此能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同时,周举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土建邦行动,与以前生活水平低下的部落时期和夏商的分封诸侯情况相比较,周的封建(即分封国土、建立诸侯)制度是发展的高峰。从古至此,人们的生活基础越来越稳定——从全渔猎时期到半渔猎半农耕时期,再到周的大规模农耕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以固定为特征的农耕生活模式基本形成,以及与它相配的农耕文化形态也全面奠基,其后不久,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古代粗俗“礼”的基础上,建立了全面的以维持与巩固现有社会结构秩序秩序、协调社会关系为宗旨的“礼”制,这些直接影响了中国以后三千年的历史。
封建社会的形成与衰败
关于夏建立的确切年代到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以至于连周朝建立的确切年代,到现在也不能确定。
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入西周都城,杀死西周最后一位王,大肆劫掠而去,这说明了西周王室已基本失去了各诸侯的支持,各预警系统与防御系统基本瘫痪,这与在此之前,那位周幽王为了博取爱妃褒姒一笑,而烧起烽火时众多诸侯蜂拥发兵而来的情形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这些改革措施向我们彰显了这样一个信息,各国国君想透过大量中间阶层——卿、大夫、乃至家臣和士阶层,直接关注国家的经济基础,其目的有二:一、大力发展本国家的农业经济;二、能快速有效地组织和抽调人力、物力,以保证国家力量的集中和强大。或者说是发展明确的自给自足生产,打破中间阶层,由最高统治者直接与生产单元联系。
虚实。
在今河南安阳附近发现了商代的几千把石制镰刀和大量兽骨,而没有发现一件金属农具,当时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甲骨文是商代的主要文字,这说明在商代仍保持着大规模的渔猎习惯,同时伴有尚不发达的农业。商代以青铜器著名,但是只限于祭器等重要物品的铸造。
楚国从来都不在周的有效疆域之内,楚国刚开始也会间或向周室纳贡。楚国使者曾向周的使节王满孙问周鼎之重,遭到王满孙义正辞严的答训,他说,周鼎是大禹收取九州金属铸成的,上面雕刻各地的物象,以显示“王”博爱天下而拥有无上的威权,所以鼎可轻可重,全在民心之权衡。这就是“问鼎中原”的典故,显然楚国更深层的意思明显是窥测周王朝的
至此,封建社会宣告结束。
关于秦胜六国的原因,历代总有论述,或高扬宏肆,或痛叹伤磋,而少有及此——透过重重迷雾而看到实质,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抚古追今,并非资质优于先人,而全乃社会之发展、文明之进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和整体的视角。
东周开始不久,在公元前722年左右,天下进入春秋时代,《春秋》这本史册很好地记叙了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一些诸侯的规模空前壮大,大批小国被归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东周王室的仲裁力量名存而实亡,南边长江流域以南的楚国迅速崛起。早在西周第四代周昭王时,伐楚“丧六师于汉”,昭王也“南巡而不反(返)”。
其实不光是诸侯间威胁重重,即使在侯国之内亦同样有卿大夫,甚至卿和大夫的家臣坐大而掌权的危险,这都是由封建社会结构的本质所决定的,是逐级分封造成的危害,逐级分封使得上级对下级的管理模糊、所以节制不力,只能让部分下级暗中坐大。
公元前607年,晋国从赵传杀掉晋灵公,到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前548年,齐国崔杼杀齐庄公;前559年,卫献公被逐出国外;前570年,鲁昭公被三桓(季孙、叔孙、孟孙)赶出国外——三分公室,后来昭公流亡而死;宋“三族共政”;郑国“七穆”相继执政;乃至于秦楚两国,也有类似情况,秦怀公被庶长逼迫自杀,后来庶长又迎接献公回国即位,而楚国,自文王之后,王族篡逆、臣下叛逆的现象接连不断。
于是秦君能在全秦范围内统一组织民众以家庭为单元而生产,并能迅速地抽调民力、物力。因为有此最为主要和基本的原因,所以其能在急风骤雨的战国后期,纵横开阖,所向披靡,最终,七雄归一,大统天下。所胜六国的原因:一、发达明晰的个体农业经济,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与实际的生产效率,使得经济实力大增,由于生活状况的好转,人口也空前增加;二、优化的社会结构(国君打破中间阶层的阻隔,而通过权力执行机构直接与自给自足生产的经济单元联系)保证的人力、物力形成强大的合力。此外,由于秦国奖励耕战、严禁私斗,所以秦国人人奋勇争先,以为国战为荣、以私勇斗狠为耻。
由于内外交困的因素,部分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强大,纷纷打破成规,推行改革。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鲁国、郑国开始“履田”、“作赋”,即国君逾越卿、大夫等中间阶层,直接向民众抽税;在前5世纪与4世纪之间,李悝在魏国论议“小民个产”(明确的自给自足生产)与诸侯国家的密切利益关系,他详细分析了一个五口之家领受土地后的收支具况,以此来衡量一个诸侯国能与每一个这样的家庭紧密联系之后的国力。
周的疆域线相对于商东移,说明西边少数民族已经逐渐勃兴。
我个人认为,人心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更大。
在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因土地的分封也随之逐层分化下去,所以,实质地讲,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拥有者——王,不要说与“天下”具体的经济单元,就是与各直接占有土地的国君、士大夫们的联系也十分脆弱。天下诸侯对王的负责只表现为礼节性、象征性的朝贡——这与直接负责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主要靠周初强大的兵力与威势保证。随着部分诸侯的逐渐强大,王室势力就逐渐削弱,各诸侯对王的负责就会只剩下名义了。
东周疆域相对于西周,缩小而东移。东移的趋势和少数民族的崛起密不可分。后来影响到秦、汉。
封建社会的建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部落社会的形成,其实,封建的社会结构身上带着部落社会的“影子”:从各分封国与原先各部落的关系,从王与原先天下“共主”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这中间的承袭。
这些努力都有一定起色,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原因是传统的观念体系不会轻易被动摇,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地主(贵族或官员一般都是大地主、地主也一般都是贵族或官员,二者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直到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的变法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商鞅的一系列以严刑峻法保障的变法主张严重的损害了贵族、地主和几乎所有大量占有土地的阶层利益,他的本意就是打破中间阶层,大范围的解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让国君能直接与田地物产联系,与最广大的普通民众联系——能有效地发展家庭生产、能明晰而有力地抽调物力、人力。
如此,则在王室势力衰微之后,便无法节制较大诸侯之间的争斗,较大的诸侯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着王的幌子与招牌,想法设法蚕食、吞并周边小诸侯,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在一个昏庸无能的“王”的时代,这样此消彼长的进程将会加速。
综观春秋时代,尽管战争频乃,但是各诸侯国之间总程度不等的以“礼”来遮掩。孔子感叹世风日下,认为主要原因是周礼的败坏,从而毕生致力于周礼的修复。
于是,秦国释放了生产力、并整肃了国家政权结构,能够很好地组织强大的物力、人力,能够凝聚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最终,必然一统天下。还有次要的原因,不再赘述。
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又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阶层,与王一样,国君亦有自己直接占有的一块膏腴之地。在卿大夫之下又有士阶层,也领封有一定土地,这要视功劳与具体实情而定,卿、大夫自己直接占有的土地由家臣管理,一般而言,家臣与士阶层不在田地里劳动,这一工作由各种身份复杂的劳者负责,劳者占有一定的私田。劳者长年在公田上劳作,自己所得甚少,而付出劳动甚多。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各诸侯所有受封土地全都被世袭管理。这样安排,是以求“轮运而辐集”——各个诸侯国象车轮上的辐条,集中于轮轴,众星拱月一般,拱卫着王畿之地与“王”,希冀得到天下的稳固与安宁。
春秋时期,此类情况,不一而足。
这二因素同等重要,宋代的民间繁富但政府不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所以国家力量也不强大;但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虽然国家经济力量非常单薄和脆弱,可是人心空前团结和凝聚,所以这个合力也是非常地强大,连当时的美国也要忌惮三分。
“共主”时代的最高峰是在禹的时代,禹因为有效治理了黄河的泛滥而获空前拥戴。但这个顶峰,经过了好长一段时期的准备,尧和舜乃至更前的黄帝都是有名的“共主”,但直到禹的时侯,部落联合的整体,才成就空前的规模,由于治水的成功,黄河流域获得空前的统一,禹在召集天下诸侯大会时,以君临天下的姿态掌握有史以来最高的威权,这为他的儿子启的继位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整个疆域扩大,各部落也由于历史的积淀而成型,可以直接向早期诸侯国转化,还有最高领导威权的建立。就如他的名字一样,启建立的夏朝,开启了朝代国家,自此以后,社会最高权利名义上由“王”一人掌控,而由他身边的政府机构执行。
这位思想进步而伟大的卫公子终因招怨过众而被车裂于市。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有效而大范围地推行开来,秦在不久以后,就推行了用郡县代替分封的社会结构制度——国君将土地占有及统治民众的权力从亲族与卿大夫阶层手中收回,授予具体的家户以土地,而让中央派出的官僚执行政策、管理区域。
文 邵旭峰
战国时期,七雄不仅向内扩张,也向外拓展,秦、赵、燕三国就是如此。
在从夏到商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农业水平在缓慢地发展,直至商的灭亡,金属仍没有大规模的被运用于农具,关于金属的发现有人前推至黄帝时代,说炎帝部落由于拥有金属武器而屡次打败黄帝,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就在黄帝彻底打败炎帝之后,对金属的冶炼技术应该就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然而由于水平的低下和发现金属矿石的艰难,金属冶制一直没有大范围地流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商代结束。
为什么说名义上呢?因为在从夏到商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相当的不稳固,农业仍然没有成为整个“天下”的支柱,这就使得各封地必得留有明显的部落痕迹,尤其是偏远的部落和“王”的联系不甚紧密。“王室”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威权和充裕的物用,主要是因为“王”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对调用各地的人力、物力的举措实施,由威慑力量保证;另外,社会已普遍达成“王”是上天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的共识,“王”是人天双重因素的合。
兴起于西安周边地区的周,依靠渭水与黄河的丰富水资源大力发展农业,关于周的历史源头,在《公刘》中有一定线索:周原在幽,住地穴,后迁到歧。农业因地理环境的优化(疆域围绕渭水与黄河的交汇处,土地肥沃,这里曾是夏的都城所在,但由于距离少数民族太近,所以后来夏向东迁了)与农耕技术和工具的发展获得空前进步。当时的周可能已开始推广金属冶炼技术,并将这项技术用于农具的制造。经过几代周主的励精图治,到文王时代,周的子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而此时的商,在荒淫、残暴的纣统治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社会极不稳定。商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周,另外加上周连年丰收又广馈财物于天下诸侯,而商纣的地域又连年遭灾并过度征用人力物力于诸侯,使诸侯心生怨恨,而背纣归周。同时,纣王又征讨鬼方,国力大伤。一切因素齐备,周不取得天下都不行了。商纣王高于周文王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王”的头衔。数年之后,文王之子武王率天下众多诸侯讨伐无道之纣,纣临时组织大量奴隶迎战,结果在牧野,大量奴隶倒戈相向,纣被逼自焚而死。
周的疆域逐渐形成南到长江流域,西到今宝鸡附近,东到大海,北达少数名族的广大地区。武王将天下分成若干地域,在周初期,封国达到百数。王派有功之臣(有大部分是当时反叛商纣的诸侯),和大量亲信、亲族前往,以国君的身份治理守御。周王则居于“王畿”,王畿是最大一块土地,大体在今渭河——黄河流域,黄河下游是最大的诸侯——齐。这再次说明渭河——黄河流域是历史的重心。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如西周第一功臣姜尚就被封为齐公,是最为尊贵的诸侯,有节制部分其他诸侯的权力。
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地盘明显缩小,不久,在西周原先的都城周边兴起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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