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公司倒闭,房价一蹶不振,百姓失业成灾,日本如何体面地衰落？

继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出现了所谓“失去的几十年”，而神户地震和奥姆真理教袭击成为恐怖先声。

本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为了掩盖自己及其老客户的损失，这些机构总能想出新的花招。有一种非法手段叫作“卷寿司”，比方说，当时第四大掮客事务所山一证券就会采取这种手段，保障所选定客户的投资收益。

他们还发明了另一种手段叫“使之消失”，用此手段，山一证券把投资者的损失转移到外部账户上，让损失就这样“消失”。

投资者和顾客长期以来信赖的，是国家不会允许金融机构破产，这一操作人称“中队工作方法”，指的是在政府的压力下，运转相对正常的银行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发挥类似的牵引作用，并且与之合并。

但是在1997年秋，金融危机再也无法掩盖。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公司接二连三地倒闭。

戏剧性的状况时有发生。

山一证券的社长野泽正平在移动的摄像机前泪如泉涌，承认自己以及其他经理应该为这场惨败承担过失，他叫喊道：“但是职员们没有过错。拜托帮帮他们，拜托！”

不过，和谐暂时告一段落。

各大日本股份公司翻开它们的账本，到处都是一片赤字。仅山一证券就损失了2600亿日元的市值，只是没有把它作为亏损数目记录在案。

金融机构一家接一家地被清理、国有化或私有化。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各大巨头也嗅到了猎物的腥味：美林投资银行接管了山一证券的一部分，另外一家美国银行收购了日兴证券公司。

那时候全世界的担忧都与日俱增，觉得日本可能会成为全球金融震荡的震中。因为在1997年春，日本政府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让危机进一步恶化——恰恰是那时候，该国开始实行节约政策，提高了消费税。其结果是，消费者突然开始节省开支，振兴经济的动力停滞。当时的索尼总裁大贺纪南认为其国家处于“坍塌的边缘”。

让日本当时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从1997年夏开始，“亚洲四小龙”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

震荡从泰国开始，那里新富起来的精英人士纷纷借贷，大肆兴建摩天大楼和洋房别墅，购买豪华汽车。但是在外国投机者的攻击下，本国货币泰铢对美元的汇率一落千丈。突然之间，泰国人民再也没法偿还他们用美元借贷的债务。这个国家破产了。

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十亿美元贷款的援助下，才侥幸逃脱了国家破产的一劫。

如果是早些年，日本也许还有能力给那些遭遇危机的亚洲国家伸出财政援手，但现在这只亚洲领头羊也自顾不暇。

美国步步紧逼，催促日本政府整顿经济。日本媒体抱怨本国遭遇了“第二次战败”，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受到打击的日本不得不开放它大多处于关闭状态的金融市场。

这场改革的推动力来自国家检察院，它致力于清除日本股份公司里面金钱文化这一糟糕透顶的毒瘤。

终于，日本政客采取了他们原本早该采取的行动：他们将很多兆日元投入到业已崩溃的银行业里面。后来，西方的金融政策专家和主办银行负责人从日本的疏忽中吸取了教训。

当2008年雷曼冲击波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之时，西方国家近乎毫无节制地往国内市场投放低利息资金。无论如何，他们想要避免自己的国民经济重蹈“日本化”的覆辙。

进入21世纪十年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还一直忙于减少本国拖欠的贷款。

在东京，政客们争相出主意，看看可以怎样人为地刺激振兴经济。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决定，给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发放购物券。尽管这样的善意之举缓和了危机，但也让未来几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小渊自称为“世界最大负债之王”，这在他本人当然是玩笑话，但对日本来说却是苦涩的沉重经历。

1999年，日产汽车被法国汽车生产商雷诺拯救，两家公司互相参股。在绰号为“成本杀手”的巴西籍总裁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日产比其他诸多日本公司更快地摆脱了本国公司文化的束缚。拘囿于共识文化的日本人内部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却被局外人戈恩实现：他裁减了成千上万个岗位，关闭了很多工厂。另外他也不再从日本本国的企业集团供应商那里购买配件，而是从报价最便宜的供应商那里购入。

这位“成本杀手”管理企业严酷无情，但至少他还算正直不阿。由此卡洛斯·戈恩与很多日本老总区别开来，那些人同样裁员，但经常暗地里搞小动作：他们会使用所有伎俩，一直欺凌年长或者他们认为多余的员工，直到员工自己惴惴不安地辞职。如果员工早上到达公司时，发现办公椅周围被人用粉笔画了一个圈，或者突然发现办公桌上的电话机不见了，就会意识到此地再也不需要自己了。

我那时在东京各个公园里结识了很多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每天早上就离开家门，这样妻子、儿女或者邻居就不会察觉他们被解雇的事实。渐渐地，这些失业男士的钱花光了，他们在信贷公司负债累累，接着就会离开家庭，因为再也无法将下岗的命运隐瞒下去。他们在工地上打零工聊以度日，夜里就睡在蓝色的帆布下面或是纸箱里。

在经济衰退的那些年，首都东京仍然在晚上亮起霓虹灯。

危机在哪里呢？外国游客一再问道。

在光亮闪耀的外表之下，该国度却一再饱受经济衰退之苦。

数十家商场关门。随着价格的下跌，日本陷入了轻微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因为害怕失业，国民消费得越来越少。结果公司利润下降，几乎再也不进行投资。各大企业也奉行节约政策，这是因为遭受经济泡沫破裂的冲击之后，它们也变得非常畏惧风险，宁愿将利润储蓄起来。到2017年9月，日本的存款总计406兆日元，折合3兆多欧元。

同时，日本还在跟全球化带来的后果进行斗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生产基地迁移到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主要是中国。日本大片地区都已经见不到工业的踪影，因为随着集团公司的搬迁，其供货商经常也会迁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崛起越快，日本对这个邻国的恐惧也就越来越强烈，围绕“中国威胁论”这个话题展开的书籍，一度充斥着日本各大书店。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减，详见原书

注：文中图片皆来自互联网，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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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今世相》

（德）威德兰·瓦格纳 著

何俊 译

高高国际 出品

华龄出版社 出版

内容简介：

二战后曾经称霸世界经济舞台的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开始，随着社会严重老龄少子化、福岛核灾难等一系列打击，整个国家陷入持续、全面的衰落：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了生存困境——老年人退而无休，年轻人或加班到死或啃老躺平，孩子们厌学霸凌，日本经济更是四面楚歌——人口减少导致消费市场萎缩，小城市持续衰败，福岛核污染后的能源危机，错失数字化、人工智能风口沦为打工仔的日本电子工业巨头，致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只能制造经济复苏幻觉的“安倍经济学”。再加上一系列把国家及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国家安全政策……

作为一个深谙日本历史文化，从事数十年深度报道的记者，威兰德利用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视角，从个人、企业、国家三个层面，忠实记录了当今日本社会众生相。

作者简介：

威兰德·瓦格纳，1959年生于德国，曾在弗莱堡、伦敦和东京学习历史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90—1993年，他以联合经济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工作。1995—2004年，他作为德国《明镜》周刊的亚洲站记者常驻东京。随后10年，他先后去了上海、北京和新德里，但在2014年又回到了东京。威兰德·瓦格纳研究日本多年，高度熟悉亚洲的国际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当他同时见证了日本的急速跌落与中印两国的高速发展，并在第二次常驻日本时发现日本社会惊人的变化后，着手创作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