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烟多少钱一条（苏烟价格表图）

我也曾经无数次的戒烟，大都是因为经济和身体的原因。大学里面几次也为经济原因断烟，但是一旦能够保证吃饭了，必然重新回到老路上。因为抽烟，体力下降的很快，也曾经因此被驱逐出足球队。每次打比赛之前，我就会戒上几天，恢复一下体力。吸烟真的是伤害身体的，我对此深有感悟。有一次戒过两周烟，就感觉身轻如燕了，放学的时候都是跑步回宿舍的。走已经无法挥霍掉我浑身使不完的劲。戒烟最长的一次是为了要儿子，那一次戒了三个月。当老婆通知我已有身孕的时候，我当天开戒。那时候正在西安，抽的是“芙蓉王”。

香烟往往也表明了一个城市，代表着一个圈子。比如西安近年来比较流行“芙蓉王”；上海公事上交往大都是红“中华”；浙江人很多喜欢“利群”和“大红鹰”；南京的金黄色包装的“南京”烟比较盛行，再上一个档次就是“苏烟”；济南就是“金奖军”和“泰山”了；到了青岛就是“一只笔”比较多。当然红“中华”和“熊猫”大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味道。有一年在浙江见到老邱，他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早些年随军人父亲南下，但是一直怀有浓厚的山东情结。他见到我的时候问我有没有带去家乡的“大鸡”烟，但那一次我是从西安过去的啊，并没有带“大鸡”烟。那一刻我切实的感觉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并不是一句空话啊。

我的另一个烟友是我的发小“斧子”。我刚读大学的那几年是“斧子”人生中比较灰暗的一段时光。那时候他在大厂里烧锅炉。我常常买几包“宏图”跑到他工作的锅炉房里面找他谈诗。我们就蹲在那条暗红色的木条长椅上，裹着油棉袄，指点江湖。通常一个晚上三下五除二我们就会干掉两三包香烟，依然是以犹未尽的感觉。“斧子”也是我诗歌的启蒙者，泰戈尔、舒婷和北岛都是他最早介绍给我的。

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父亲坐在客厅当中迎接我。父亲的第一个动作居然是给我递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父亲又给我打火，我小心翼翼的歪着脑袋凑上去，生怕父亲一个巴掌下来把我的脑袋打得更歪，目光还不时地探寻着父亲的意味，随时准备着躲闪。父亲说，你已经是大人了，我知道你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抽烟的，没关系，今天高兴，少抽一点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在家里面公开抽烟了，那时候一般还是一天一包的样子。

在父亲病重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抽烟。记得有一次，医生告诉我父亲只剩下三个月时间了。那天傍晚，我在走廊里面一个人狠狠得抽闷烟。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病房的那个实习小护士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她刚刚洗过澡，头发还湿漉漉的，身上散发着某种气息。我发现她的时候，她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你还是少抽点烟吧，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医院，更因为你父亲的病历上清楚地记载着一行字：嗜烟，平均每日十根，而且你父亲的病灶就在肺。那一刻，她出奇得美，映衬着我出奇得悲伤。父亲后来还是回到了故乡的医院，那时候已经无药可救了。有一天，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跟母亲吵了起来，父亲向我摆摆手说，你先出去抽根烟再回来吧。那一次，我在医院的后花园里面半小时的时间抽掉了一包香烟，依然感觉无法平静我的情绪。当我最后从石凳上面站起来的时候，一头栽倒在地。那一次，是真的醉了！

算起来也已经十几年的烟龄了，抽烟的花费也要数以万计了，我的肺定是已经一团漆黑。我依然舍不得那些烟和与烟有关的人和事。我已经习惯了香烟，女人们也习惯了我身上的烟草味道。但是我还是决定开始少抽，我最怕的就是给儿子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也生怕他将来会站在我当年面对病中父亲的位置上。

其实香烟也包含了很深厚的文化。以前在车间，一般抽两元钱的软包“大鸡”，在那种环境你就是抽硬壳的“将军”也肯定要遭人骂的，但是给别人敬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研究生的时候，我大多是抽“红塔山”和上海的绿包“红双喜”。毕业工作以后也常抽“中华”。有一种“中华”烟每一根都有玻璃纸包裹的，打开每一支烟，就像打开一盒，都要从过滤嘴处撕掉一根玻璃纸。那种烟是不容易抽到的，属于军区特供产品。有一阵我也特别迷恋宽版的“三五”，还抽过几百元一只的雪茄。我比较喜欢的烟还是经典版的“红塔山”，红盒的“云烟”，绿色的“小熊猫”和蓝的“一只笔”，还有红白相间的硬盒“将军”。

大学里是要从父母寄来的饭费里面省出钱来买烟的。最惨的一次，是大二那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父亲寄来的钱又没有到帐，就只好用一些碎茶叶自己卷烟抽。后来宿舍的老大花五角钱给我买了一包劣质雪茄，不吸就灭的那种，一根雪茄可以叼上一个上午。后来见到陈忠实的时候，我感觉他也是抽的那种劣质雪茄。那次是他的《白鹿原》刚刚面世，他到学校里面给我们讲创作《白鹿原》的经历。因为讲的激动，他常常忘记吸的动作，一根雪茄也就可以打发一个晚上的时间。听说路遥平时是不抽烟的，但是写作的时候，烟不离手，“红塔山”一根接着一根抽。那时候感觉他可真有钱啊，我想他比那时候的陈忠实也有钱的多。

阿飞是我大学里面的忠实烟友。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抽烟的档次也有所提高。那时候他更喜欢三块五的“小熊猫”，我则偏爱三元钱的“红双喜”。很多个夜晚，我们都把最后的一根香烟掰成两半一起分享，明明灭灭的火花无数次擦亮两张贪婪的大脸。最可怕的时候是只有烟，却没有火了，我们会翻遍所有教室的桌子仅仅为了一根火柴。有时候终于找到了一根火柴，却没能在黑板上擦燃，那可真叫绝望啊，又开始下一轮的找。那时候感觉有时手里有满把满把的火柴，有时却只有心中小小的希冀的火花。很多次在黑板上擦燃火柴的时候，照亮的绝对不仅仅是那一小片黑。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吧！

小时候，周末的早晨，父亲经常睡懒觉。一般九、十点钟的光景，父亲就会斜倚着床头喊我给他拿烟。我往往很不情愿，但是经不住父亲的哄，看到他陶醉的样子，我也有点小小的满足！我很奇怪，父亲这样的文弱书生是怎么抽上烟的。那时候，感觉抽烟好像是坏孩子干的事情。父亲说他原本不抽烟的，但是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抽烟，那时候又是计划经济，要凭烟票买烟的。为了给二伯父混几张烟票，父亲也就谎称抽烟了。当然不能只是说说了，还要给外人做做样子，就偶尔得也抽几根，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学会了抽烟，而且慢慢的父亲的思考和写作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烟了！原来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

也许是童年的心理暗示吧，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抽烟了。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偷父亲的烟，越过小镇上的火车道，在铁路西边的麦地里抽烟。那时候麦地里面是很多的坟墓，附近的农民祖祖辈辈的都把去世的人埋在自家的地里面。我就躺在那些坟头上吞云吐雾，活像一个小烟鬼。有时候也跟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抽烟。那多半是几个人凑的钱，花两角钱买一包“丰收”，躲在瓜农看瓜的窝棚里面抽。抽完以后，就把剩余的烟藏在窝棚的横梁上，下次大家还是一起来分食。

大学里烟抽得凶的时候曾经吐血，像一个得了痨病的人，弯着腰咳嗽半天，直到咳出血来。离开西安的那天，在火车站，阿飞的同学送给他一条小熊猫。西安到济南的二十二个小时里面，我们两个抽得只剩了两包。然而那还不是最凶的时候，有一次，高中的一个同学来我工作的大厂看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抽掉了一条香烟。感觉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的骨子里面都在往外冒烟。但是那还没有醉烟！

有一次我们几个到西安附近的金鱼沟玩，我跟朝阳抽过山农的旱烟。那是真正的烟枪，一口下去感觉是被一颗烟雾的子弹击中了，整个身体因为那一口烟雾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重，然后眼泪就下来了，最后才体会到那口烟的爽劲，稍微有点飘，然而我是不敢再抽第二口的，朝阳最后还是抽完了那一袋。那是我抽过的最冲的烟了。

那时候小宇和史岚也偶尔会给我们带烟抽的，我还记得小宇从家里面带回来一条“红杉树”，并嘱咐我要给大家分分，不可独享。史岚往往会带给我们好烟，但多数是以盒记，仿佛每次都是他父亲来看她的时候，向她父亲要来给我们的。

父亲送我到大学报到离开的那天，我把父亲送上火车后回到学校买了第一包香烟。那应该是我漫长烟龄的真正开始。那时候大多是抽“红豆”和“窄板猴”，不到两元钱的样子。有时候也抽“祝尔慷”，是一种包装很像“大健”的烟，起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字，而且广告中还说那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烟。“祝尔慷”的味道很淡，样子又像是“大健”，还只有一元三角的样子，那时候也蛮受我推崇的。还记得我大学里面最尊敬的薛锦教授也是抽“祝尔慷”的，他高挑瘦长的身材，总是穿着很干净的衣服，与祝尔慷倒是很相配的。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内部矛盾，其中的一个家伙把我们大家都卖了，把我们聚众抽烟的事情告诉了老师。那一次动静很大，全校批评，检查，当然也逃不掉家长的一顿狠揍。从那以后，我就断了烟。到高三的时候又开始重新抽烟，依然是偷偷摸摸的，借口是抽烟可以提神，可以更好的复习功课，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觉得叼着一根烟蛮神气的，也属于青春期病态的一种。那时候也还没有瘾，抽烟多是因为好玩，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深得吸烟的真谛了。一口烟要吸到肺部，感觉到烟流轻微的压迫，然后再吐出来，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