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的故事（王熙凤图片）

因此，基于这个主观故意，凤姐的行为算不上诬告陷害，更谈不上虚假诉讼，但她花三百两白银打点官府，够得上行贿犯罪；关键是案件结束后，凤姐为防止事情败露，意图治死张华父子，未能达到杀人目的，是因为意志之外的原因，所以应当认定凤姐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与行贿罪数罪并罚。

张家上京托关系找到水月庵尼姑，这尼姑便使用激将法让凤姐平服了此事。一番激将法，果然激起了凤姐的“兴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牵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便是三万两，我此刻也拿得出来。”

深闺大院中的凤姐是如何直通官府的呢？书中写到她使小厮假托贾琏名义向长安节度老爷“打招呼”。上级“插手过问案件”，案件处理结果可想而知：张家赢了官司，原告守备败诉收回前聘之物。但案结事未了，张家女儿听说退亲，自缢了，多情的守备公子不负妻义也投河而死，可谓一封休书引发两个命案。这起人情案、关系案，整个处理过程没有依据天理、人情、国法，更谈不上什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此案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第一次充当司法掮客，坐享白银三千两。此后，她更恣意妄为了。

文学源于生活，曹雪芹用案例故事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的艺术形象，对人性的刻画和社会的揭露入木三分，也在不经意间让我们窥探到了当时的诉讼状况。

《红楼梦》大约成书于1791年，《大清律例》颁布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根据当时法律如何评价凤姐行为暂且不论，如果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凤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凤姐故意包揽诉讼，既显示自己神通广大，又收受他人财物。她利用其夫家、娘家的社会影响力为他人打赢了不该赢的官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经涉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得知官府立了案，凤姐唤亲信拿三百两银子打点。都察院收了赃银虚张声势，却说张华无赖，拖欠贾府银两，枉捏虚词，诬赖良人。凤姐大闹宁国府目的达到后，遣人劝说张华拿银子走人。后恐因此授人以柄，又嘱亲信设法将张华治死，但张华父子侥幸逃脱。

案例一，凤姐弄权铁槛寺。基本案情是这样的：长安县张财主女儿金哥，庙里烧香偶遇府太爷小舅子李衙内，被对方一眼看上硬上门求亲。不想金哥已受长安守备公子之聘，守备家不愿退聘礼因而成讼，不料被告张家赌气偏要退亲。

这个案件法律关系相当复杂，凤姐既是受害人又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面对丈夫贾琏重婚，凤姐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借此一闹，大家没脸”。凤姐既出钱又提供线索撺掇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去告状，能不能认定为支持起诉呢？对照民事诉讼法，虽然张华没有工作又无稳定生活来源，属于“困难弱势群体”，面对有钱有势的贾府确实“不敢、不愿、不能”起诉，但凤姐只是自然人，不符合支持起诉是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主体条件。况且凤姐让张华到官府告状，并不是为了张华，看起来有点像举报“黑恶势力”，但凤姐绝对没有让贾琏坐牢的想法，诉讼只是手段，大闹宁国府发泄怨气才是她的目的。

对照犯罪构成要件，从主体上看，金陵王家出身的凤姐丈夫贾琏为五品同知，虽是捐来的虚职，但有行政编制，是公务员；而叔叔王子腾官至九省检点，相当于中央巡视组高级干部，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凤姐是贾琏和王子腾的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从主观方面看，凤姐故意包揽诉讼，既能显示自己神通广大，又能收受他人财物。从客观行为和结果上看，她利用其夫家、娘家社会影响力为他人打赢了不该赢的官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显然已经涉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罪名在刑法第八章，属于职务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第二个案件则是凤姐一手炮制的，经过大抵是这样：凤姐得知丈夫贾琏在外金屋藏娇偷娶尤二姐，便迅速摸清尤二姐的底细——原来尤二姐曾与张华订过婚，张华现年19岁，成日在外嫖赌，被父亲撵出家。父亲受了退亲银子，但张华并不知道。凤姐使人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状子告琏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借此一闹，大家没脸”。

凤姐还算没有“坑夫”或“坑叔”，如果这事被贾琏或王子腾知情，他们将涉嫌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凤姐一下子得到白银三千两，并造成二人死亡，这该如何量刑？刘姥姥说过，二十两就够庄户人家过一年的，照此测算，三千两白银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致二人死亡属于特别严重情节，综合认定至少应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来源：检察日报

《红楼梦》有关诉讼的描写不少，最为读者熟知的桥段大概是入选中学课本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但和王熙凤有关的两场诉讼也非常精彩，用现代司法理念分析起来，颇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