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是谁写的作者）

来源：【中国教师报】

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

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据宋元群籍钩稽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角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

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早在1941年，宫崎先在京都大学以《水浒传》为教材，开设系列讲座，便有尝试社会学方法的端倪。而这一讲座与他后来连载成书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之间，也有割不断的联系，足见宫崎是混用历史学与社会史的方法来说《水浒传》的。佐竹把108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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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说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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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虞云国《水浒寻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原型，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有人认为，教材中名著书单文学作品占据的比例太高，且文学作品中小说的比例尤甚，这会挤占学生阅读时间，导致阅读结构单一。这种质疑不无道理，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可以阅读更多历史社科或自然科普类书籍，无疑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教师自己读书或教学生读书只根据文本体裁类型来适配阅读期待以及方法，无法用多元视角充分打开阅读文本的丰富可能性，是很遗憾的。这方面虞云国先生读《水浒传》的方法正可启发新思路。（孟岳）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理（董事长当然是宋江），来学会怎样做好副手。这种读法，最成功的要数毛泽东。连宫崎也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书结尾指出：“据说毛泽东也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水浒传》再阐释，毛泽东甚至因此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的走向。励志实用型的《水浒传》读法，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么出神入化。

随看随想

先说社会史的方法。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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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同问题》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