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驴技穷的意思（黔驴技穷真正含义）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

《黔之驴》寓意新探——兼与人教版语文教学参考书商榷

黔驴技穷这个成语，来自于柳宗元写的寓言故事“黔之驴”。

这个政治集团在当时发动了一场短暂（100多天）的政治改革，企图从历史上被称为“永贞革新”，但就和晚清的戊戌变法一样很快失败，二王被处死，而柳宗元等八位被贬为州司马，离开了中央权力中心，所以这个集团被称为“二王八司马”。

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对手面前毫无保留的炫耀自己并不可取，因为你的强项在对手看来也许正说明了你的缺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大缩小，而仅存的朝廷职位则被元老旧臣及其集团成员把控，科举考上来，却没有门路的年轻官员长期得不到升迁，郁郁不得志。文官集团得不到新生的人才更新，也日益暮气，这叫做“官员滞涩”。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既然夺取军权失败，而唐顺宗去世，那么二王八司马最后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其次是在中央的军权，则被宦官集团则把控，宦官集团尾大不掉，叫“内有宦官专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对那头驴子的失败其实是充满惋惜之情，而非嘲笑。“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标志性事件，是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企图夺取宦官的军权，想用大将军范希朝为统帅宦官集团手中的神策军，而宦官集团反击，发动中下层军官抗命，于是夺取军权失败。

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

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我前几天为10岁左右的学生写关于成语的解释，具体内容是解释“黔驴技穷”。黔驴技穷的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就不复述了，我的解释是：

而很多人没注意过的是，其实《黔之驴》并不是单独成篇，而是《三戒》中的一篇，另外还有一篇《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打猎）得麋，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恐吓）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教科书语文要求有标准答案，所以不能有别的理解，我也明白，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我们还是需要探讨不同的观点。

编辑认为我这个理解不对，因为语文教学参考书上认为，驴的故事是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德无才，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强调“要从驴的悲剧中得出不能不学无术，要掌握真本领的生活道理”。

那头暴露自己导致被吃掉的驴子，真实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出身大都是庶民出身的进士，年轻有理想。由于王叔文是唐顺宗作为皇太子时候的心腹，所以在唐顺宗登基后，王叔文等人掌权，柳宗元从从末流之阶一跃为中央官员，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参考文献：

“二王八司马”

如果我们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和背景，会发现他的这个寓言，很可能是对自身政治生涯的隐喻。

结合我前面写的时代背景，柳宗元写寓言背后的隐喻不需要我说了吧？

什么叫“二王八司马”呢？

指的是唐代后期的一个政治集团，首脑是王叔文，王伾，另外有八个主要成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

在寓言的末尾，其实柳宗元是对驴子的失败惋惜重于讽刺的：作者认为，驴子犯下的最大错误，是轻易暴露自己，让对手试探出了自己的底线。如果驴子不轻易暴露自己，那么老虎虽猛，但畏惧驴子高大的身形，是不敢轻易对驴子下手的。

临江这地方，有个人打猎，得到一头麋鹿，带回家养。家里的狗见到主人和麋鹿非常亲昵，于是时间长了以后，麋鹿和家里狗们成了好朋友，于是麋鹿以为所有的狗都是朋友。三年之后，麋鹿出门，遇到一群野狗，它无防备的向这些朋友走去，结果被野狗们围杀，麋鹿到死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柳宗元与永贞革新

《临江之麋》。

论子弟书对唐代寓言的接受与重构——以《黔之驴》为例

王叔文集团依靠的顺宗原本是一个极其虚弱的势力的情势下，他们并没有联合足够的力量，比如绝大多数朝臣，尤其是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等重臣，以及顺宗长子、太子第一候选人李纯等。在宦官手握兵权、掌握皇帝废立之权的情况下，鲁莽行事，招致惨败几乎是必然的事。只有在准备充分、具有多方助力、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以智谋取才有可能成功。这大概就是柳宗元痛切地感叹“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的含义吧。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内政上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藩镇自立，各地的军权和政权被军人所把控，这就是所谓的“外有藩镇自立”。

但是，就和“戊戌六君子”一样，“二王八司马”集团的权力基础是不稳固的。唐顺宗身体不好，从登基前就一直重病，所以“二王八司马”的改革未免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