娈童是什么意思（书童如何训练菊花）

而一个可能会让现代人大跌眼镜的事实是，在古代中国，对待同性恋群体反倒开明许多。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或许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能让你我明白一二。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或许并不仅仅满足于异性恋，时不常的可能还有搞基的嗜好。而处于被选择地位的女性，由于是处于一个支配的地位，她们不但失去了“性”的自由，更不会有恋的美好。

作为一个可以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媒体和受众忽视的群体，对同性恋的宽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媒体所能做的走出困境最基本办法是：给予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更多的理解，而不是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报道的时候尽量不歪曲，或者不会为了争夺眼球而故意使用一些夸张失实的词语，少使用有色标签。公众不应该纵容媒体的歪曲，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看客，而应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这大概是有效而唯一的出路。

《西游记》里有一个女儿国，或许我们不曾想过，在一个没有男人光临的地方，她们的性又是如何解决的，或者说女儿国里全部的人都是同性恋？不过吴承恩老先生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女人喝水就能怀孕繁衍后代的情节，似乎算是解决了人口繁衍的问题，但关于“性”，似乎就这么遮遮掩掩的过去了。

“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趋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朝市丛载》里的这首诗，说的是清代男同性恋坐马车过街的场景。由于清代禁止官吏嫖妓，客观上堵住了一部分达官贵人通过异性发泄的渠道，因此，男同在这一时期颇为流行。同样，人们对女同的态度也更加宽容，这一时期男同性恋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则结拜金兰。

走在街上，前方一对亲昵的情侣引起我的好奇，待到再仔细看，竟然是两个男生。我不禁想起了高调宣布出柜的蒂姆库克以及李银河。

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部小说当中的虚构之地，《镜花缘》里，我们的男主角也到了一个全是女人的国度。但是跟前者比起来，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里有男人存在，但统治社会的是女人，男人和女人的身份，除了怀孕这个生理因素，其他方面都跟外面的主流社会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置换。

这一切导致我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化。虽然舆论空间宽容了，曾经的缄默，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调侃，道德围垣看似松动了，但实则并没变。公共环境转变了方式，改变过去的单纯排斥，给了同性恋一片自由的天地，这片空间与主流社会是绝缘的，任其自身自灭。

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关于同性恋的一切似乎都是围绕男人进行的。难道同性恋仅仅是男人之间的事吗？女人又去了哪里呢？

人们或许会有疑问，为何三纲五常如此森严的国度，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却是如此宽容，看起来不符合常理，但实际上颇符合常理。古代社会，家族延续和人们的感情生活是分开的，更不要说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庸，男人可以随时随地纳妾。在没有一夫一妻的法律约束下，只要保证了香火的延续，其余的事情就可以随便了。再加上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客观上给男男、女女的相处增加了便利和机会。

时代变了，套在同性恋身上的枷锁不但松动了，而且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使得同性恋已经不再有男女之间的双重标准。同志一词有了另一层含义，基友等词汇在公共舆论里自由穿行，但大众对同性恋的了解，还是遥远且模糊的，人们对他们的心理，生活等等一切都是陌生和不成概念的。

这是因为在近代，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兴起，导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外都把同性恋定义为精神有问题。试想面对一个精神病人，人们难道不会感到不安和害怕吗？另一方面，一夫一妻制法律化之后，家族延续和夫妻感情生活合二为一了，这跟西方基督教一夫一妻的传统是一样的，自然，同性恋的社会生存土壤就消失了。这也正是为何很多人要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缘故。最后，我们曾经有一段道德洁癖时期，那个时候别说同性恋，就是异性恋在公开场合做出亲昵举动，都会被当成作风问题，并因此得付出代价。

只是相较于男同性恋的公然形诸歌咏，女同性恋之间的私密性更浓厚一些。这种私密性是迫于男性的支配地位，女子同性恋存在容忍甚至赞赏的观念，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习俗，只要不触犯“男女之大防”，女子之间相恋无伤大雅。因此无论是独锁深宫的女性，还是士大夫家中的大家闺秀，抑或是小家碧玉，主仆之间，发生点什么关系，生理和心理上，都是迫切需要的，这应该就是现代科学所谓的“境遇性同性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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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想法恰恰错了。

有性，就会有生理压抑，压制不住了，就需要发泄出来。汉武帝时，由于皇后陈氏无子，恩宠日衰，孤独苦闷之中，便命宫女穿着男子衣冠，与她同寝一室，相爱如夫妇。不想此事被武帝发现，废除了她的皇后封号，贬至长门宫居住。看来无论是虚构的女儿国，还是现实世界的封建社会，女同性恋的出现都是顺理成章的。

清代学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不靠谱，毕竟连黄帝是否确有其人还难以考证。

它神秘、边缘、小众，尤其在艾滋病出现之后，这个群体就一直被前者纠缠不放。谈及他们，媒体更愿意用“同性恋问题”而非“同性恋现象”。说到它，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西方对待这个群体是如何如何开放，而处于东方的我们是异常保守的。

而处于汉宋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好男风，这个时期十分讲究品性姿容，这倒跟中世纪之前的古希腊的崇尚同性恋不谋而合。

所以，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男性同性恋是潇洒的玩，女性同性恋除了性的宣泄之外，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某些同性恋，仅仅就是精神恋。因此看来，在森严的封建时代，只要不挑战男人的权威，社会就默认了女同的存在，虽然她们没有男同性恋那样好的境遇，不能公开渲染。

“心理疾病”、“流氓罪”，你可能不曾想到同性恋身上贴有这样的标签。虽然在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承认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是心理异常，但这个群体是否真的已经被大众接纳，还是有待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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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虚构的乌托邦国度跟现实比对起来，又是一样的。若女儿国王不懂性，为何见了唐御弟便拴不住心猿意马了呢？而在《镜花缘》里，男女社会身份的置换，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女权主义直观的描写了——虽然这是一个虚构之地。

但无论是汉文帝宠幸邓通，让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还是到宋朝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以至于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这都说明，狎昵娈童的同性恋，从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渐渐扩散到社会民众中，并且被大众所接受。

《圣经·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如此写道：“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信奉上帝的欧洲人，对待同性恋，判刑从苦役到监禁到火刑或者活埋不等。即便是从后来的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西方社会对待同性恋也一直是暧昧模糊的。